官箴与官箴碑

文/ 子不语 时间: 美文欣赏
意在儆策官吏“为人民服务”的《官箴》篇,乃被欧阳修讥为“好打球走马,又为方士房中之术”的后蜀皇帝孟昶所作。后蜀归宋后,宋太祖令取《官箴》精髓“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勒石成碑,立于全国各地州府县衙堂上,作为规范北宋官员行为的“官箴碑”。  按理说,孟昶以亡国之君的身份,其大作《官箴》,绝无在新朝政治领域登堂入室的可能。然而,宋太祖并不因人废言。孟昶没能保护“花蕊夫人”,并不影响其对“治国平天下”的理解。这有点类似赵奢父子对军事理论的见识。换言之,孟昶奢谈旨在“为人民服务”的《官箴》,形象更靠近好龙的叶公。吊诡的是,如孟昶一样“说一套,做一套”的皇帝,史上并不鲜见。  晋武帝的荒淫无耻,在中国历代封建皇帝中,与孟昶难分伯仲。比如,为了网罗天下美女,晋武帝是唯一昭告天下,以最高级“红头文件”形式禁止全国妇女谈婚论嫁的皇帝。当然,晋武帝坐着“羊车”巡幸后宫万千佳丽,参与舅舅王恺与富豪石崇公开斗富,这些疯狂举措,倒令曾坐拥后蜀、腐化到连溺器都镶满珠宝的孟昶自叹弗如!  历史相似之处在于,荒淫无耻的晋武帝,恰好也如孟昶一样,对“为人民服务”的《官箴》更具别样解读。据李秉《家诫》记载,晋武帝与李秉等大臣,多次探究为官之道,认为“为官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作为封建帝王,有此认知实属不易。对照晋武帝当政时的荒诞行径,不能不让人叹服晋武帝演技之高。事实上,为官之道,说,是一方面;做,又是一个方面。官箴规定是死的,官员落实是活的。条文勒石刻碑也好,铸铁成牌也罢,最重要的一点,是如何把条文落到实处。  令人费解的是,在封建官场现实中,那些坚决贯彻落实《官箴》规定的清官,境遇大都处于尴尬地位。明朝的海瑞,是个名气大,官职高,执行《官箴》最彻底的典型。万历评价海瑞,“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原来,皇帝也只把海瑞当作教化工具、精神标杆,并不作为中流砥柱、股肱之臣使用。清朝施世纶为官廉洁,称得上是践行《官箴》的楷模。吏部推荐施世纶出任湖南按察使,康熙反对,说“朕深知世纶廉,但遇事偏执,民与诸生讼,彼必袒民;诸生与缙绅讼,彼必袒诸生。处事惟求得中,岂偏执?如世纶者,委以钱谷之事,则相宜耳。”最终,改授湖南布政使。看看,连康熙这样比较开明的皇帝,都不主张真正按照《官箴》的规定办。  那么,有没有践行《官箴》规定,既让朝廷放心,又让老百姓满意的官员呢?有。清代颜伯焘,做过几个省的封疆大吏,《清史稿》称“伯焘累世膺疆寄,娴习吏治,所至有声”,是一位史有定评的好官。1840年鸦片战争期间,颜伯焘因“不能预防仓促失事”,被道光皇帝革职。颜伯焘回乡途径漳州城遇雨,时任福建汀漳龙道的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一书中,记有接待其昔日上司颜伯焘的盛况,“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分住考院及各歇店安顿,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  张集馨笔下的场面,发生在颜伯焘革职之后。那么,颜伯焘这只“落了水的凤凰”,革职之前该是何等风光!问题是,以“高大上”形象,载入《清史稿》的颜伯焘,竟然一边充当践行《官箴碑》的代表,一边肆无忌惮地疯狂贪腐。清官尚且如此,遑论其他!《官箴》与《官箴碑》云云,若无制度支撑,律条再缜密,也是一纸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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