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碑志文研究，最近十五年成为海内外唐代文史研究的热点，每年发表的论著数以百计，非常可喜。无论从政治史、社会史、生活史、家庭史、军事史、民族史、文学史来说，都看到许多重大突破。我对此抱有浓厚的兴趣，不仅自己参与讨论，多作个案，对所有各方面的研究成绩，新发现的文本，也都购置和阅读，对因新见碑志记录而解决的历史悬案，更感到兴味无穷。我相信，随着新石刻的刊布，新课题的展开，这一热潮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我更希望，随着个案研究积累之丰富，应该有人出来作各方面专题的通论性的总结，从大端方面梳理源流，揭示变化，提供从文章作法、工艺制作、社会应用、形制流变等方面的系统总结，以便展示成就，归纳得失。这些工作，因为涉及面太广，专业性又很强，要做好非大手笔不办。若投入力量而气力不足，虽可能留下一些初学者的青涩和游移，但能开始做就堪称难得，草莱初拓，可以留待今后继续夯实提升。
中国与印度是相邻的两个大国，但在历史记录与文学想象方面，似乎有天壤之别。中国人从上古开始，就有计时叙事的传统，在世为政行德的一切行为，都会考虑如何让后人了解宗仰。三不朽观念的形成，史学上的实录精神和扬善抑恶传统，加剧了这些记录。印度人似乎全无时间与存史的习惯，但他们享受人生，驰骋想象，也非中国人所及。玄奘到天竺取经，在中国已经中世了，但《大唐西域记》对印度的记录仍具不朽意义。印度传来释典对虚无世界的想象，也曾让中国人大吃一惊。在此不谈中印文化的差别，要说的是上述三不朽观念和实录传统，加上汉魏以来儒学占据思想界主导地位后，礼法社会和孝道节行的提倡，使丧葬礼仪成为社会和文化生活的重要方面，丧挽文学也成为中古文学的重要内容。从《文选》到《文苑英华》的分体选文，其中丧挽文学几乎占据三分之一左右。如果父母死在异乡，生为人子一生最大的责任，似乎就是让其灵柩迁归故土，体面落葬，个人的一切得失都可以在所不计。风习如此，社会付出多少代价，真无法统计。理解于此，可以理解为何中古有那么多的诗文，始终无法排遣生死之间的思考与困惑，也可以理解中国文学在这样的氛围中形成自己的特色，取得壮盛的成就。
奢葬风气对社会的伤害，早就有人看到了。南朝禁止埋铭，今人当然可以抱怨因此而治南史无从获得批量的新文献，但在当时，确有纠风用重药的效应。南北一统，隋、唐两朝将北魏以来书石埋铭的习俗发扬光大。隋代虽立国不长，但至今所见隋墓志已逾千方。唐代更甚。《全唐文》千卷，收文20025篇，成书后至今恰200年，可补文章已经超过两万，其中过半数是墓志。最近三四十年更是风起云涌，络绎不绝，我长期跟踪，仍有目不暇接的感受。
唐代碑志的大量出土，其个案研究今人做得太多，其一般研究意义应该不难理解。从中古文学史意义上，我觉得应该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有意义的探讨。有些话题前人谈得很多，其实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意义。比如谀墓，有刘叉对韩愈之批评，但那是好朋友之间的调侃，当不得真的。碑志文章一般来说都是受委托而作，是按照丧家提供之行状所作之一生行事的叙述文字。就如同今之殡仪馆，亲朋好友聚集为死者送行，一般都只是颂德，绝不会有人不识相到硬要说他以前做过什么坏事，若有那叫砸场。你有话可以在别的场合说，追悼会不合适。台湾说往生者为大，也是同样意思。今人如此，我们何必苛求古人呢。
其次是碑志文中作者的书写空间与褒贬立场。从北魏迁洛到唐初中宗前大约二百年，碑志署作者名者数量很少，个别有极著名作者之署名。但从开、天以后，风气大变，署名文章多达十之七八，既表示作者对文章的负责，也有丧家希望借重作者名望，死者事迹可以得到世人足够的信任。宋人曾巩请求欧阳修为亡父撰碑，即称赞欧阳修“蓄道德而能文章”，作者之道德文章，是他所撰文章为世所重的前提条件。在丧家与作者之间，还有一层关系，即谁是最后的定稿者。传世与新出碑志中，已经有许多案例，揭示集本与石本的差异。一些论者都认为集本流传千年，历经传刻，错误很多，应以石本为正。对此我不太赞同。丧家提供行状请作者撰文，因葬期未定，或部分事实未明，作者撰文中有许多留白，让丧家最后填改，而作者后来无论自编或子孙门人代编，所据多应为作者之存稿。两者之间的差异，特别是涉及评价文字的差异，可据以分析在碑志制作过程中委托方与受委方认识的区别。欧阳修一生撰碑志无数，但为范仲淹与尹洙所撰碑志，则与两家发生公开的冲突，前者因写到范与政敌的和解，子孙否定，后者则埋怨对尹氏古文仅评价为“简古”，有失家人的期待，最后不欢而散。我相信，唐代类似的例子也会有很多，只是留下记录太少而已。
碑志是介于文史之间的作品，对其成就或高下的评价，仅就任何一方来加以评说可能都有欠缺，必须将两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甚至将志主一生事功与特定的历史时期结合起来，再考虑作者之立场及其与死者的亲疏关系，方能有合适的认识。如魏征为李密所撰墓志，存世文献所载与洛阳出土墓志差别很大，已有研究显示这与初唐二十年政治形势变化与魏征本人地位上升有关系。韩愈为许多达官写了碑志，对死者之评价与史家所载有很大不同，如董晋、韩弘之碑状都如此。其实韩曾为董晋幕掾，与韩弘都曾参与裴度之评定淮西，所载有亲历，也有家人所告，当然扬善饰恶也都有的，不必批评过甚。其实，唐人所称大手笔，主要是两种文章，一为王言，二为碑志。王言是为皇帝起草的文告，从人事任命到政策调整，要说清事由，明确是非，出以皇命，传遍国中，且常事出突然，成不逾时，写好确为不易。碑志也有类似情况，特别是地位崇高、评价有歧义之人物，既要写他的为人为政，立功齐家，还要顾及时忌，知道轻重缓急。我曾反复校补昭陵诸碑志，对初唐诸名家在涉及死者早年之曲折经历，在高祖、太宗时期剧烈政争中对各人事功之稳妥记录与揄扬，真感非大手笔不办，也深感此类文章，今人要完全理解古人之不易，要作出评骘，就更难，至少我是一直视为畏途的。
存世各名家碑志，依凭各家文集以及《文苑英华》《唐文粹》一类大型总集，保留下较多作品，这些作品当然也足代表那个时代的最高成就。从清季以来，由于大型工程、科学考古以及民间盗掘等途径，出土碑志数量极其巨大。如何看待这一批新见文献之价值，特别是从文学发展的立场上，如何来评价此批文本之意义，是唐代碑志研究的重大课题。我以为重点可以从以下诸端来展开研究。其一，唐人文体错综复杂，存留下来的文本都经过精英化的选择，虽然可以用优胜劣汰来加以解释，但很少有某一体的文章，没有经过选择，当年在全社会展开，由社会各种人等参与，各地域、各社会阶层的作品以原生态的面貌展示在我们面前，墓志可以说具有这一特点。我曾有过一不太精确的推测，唐代曾撰写埋铭的墓志，已经出土者之数量，大约已经达到全部总数的百分之十二到十五左右。今后还会有一些增加，其中很大一部分，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了。其二，碑志的学术文化研究价值，将永远大于其本身的文学价值。碑志是一个人具体生命的记录，时风所趋，似乎无论男女老幼，无分尊卑，无论事功有无，唐人似乎都觉得有必要将这段生命历程记录下来，以备陵谷之变。也就是说，当年埋铭的目的就是希望让后人能有所了解。由于正史或四部羣书毕竟只能记录显要人物的经历，许多记载也不免经过反复改写或传刻而出现偏颇，其价值反不如当时记录之碑志来得可靠。同时，碑志是如此丰富而详尽地记录了那么多社会的不同人等，几乎是立体式地展开了唐代社会生活的万花筒，学者只要善于读书，善于从以颂赞为主的文本中，剥离表面的虚饰外衣，将出土文本与存世文献比较阅读，一定会发现宝山巍峨，无尽藏有待开发。其三，唐代之文风变化，即便名家叙述，也仅能见其大略。碑志是有绝对年代的文字，今人编录碑志也多循年编次，阅读感受较清楚。比如骈散变化，比如散行古文之普及与社会应用，都可以得到证明。
徐海容博士之本著，对以上各端都有很好的论列，略加阅读，深感他学养良好，论述平实，文风温厚，新见迭出。就本课题来说，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在这里，请原谅我没有用取得重大突破一类字眼，因为对一位醉心学术的年轻人来说，他今后的学术道路还很漫长，会不断地摸索前行，突破自己，开拓新的成就。这本曾是学位论文的新著中，我看到作者的心气和努力，也看到一些局促，即站在文学的立场展开论述，对史学的成就关注不够；对存世文献用力发掘，新见碑志还未能全面掌握；关注唐代碑志的来龙去脉和各名家之成就，个案之深度开掘还可以展开。我在这里看到一位优秀学者的起步，更希望作者有更进一步之前行。我自己带研究生的感受是，选题不要太小，希望一篇学位论文是一生学术大规划中起步的第一阶段，今后可以有更大的开拓空间。这是我寄望于海容博士的。
与海容博士不熟。开会见过，印象不深。因友人介绍，嘱我为序，公私多事，拖延许久。但海容博士没有催促，多次告我不急，让我感到了他的好脾气，当然也让我感到很惭愧。海容受教于南方，我不太有能力理解他的治学路数，只能谈一些粗浅的体会，请海容博士与读者谅察。
且此为序。
陈尚君2018年3月3日
（徐海容《唐代碑志文研究》，中华书局2018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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