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五经都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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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书五经都有哪些 篇1

  关于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中国儒家经典的书籍。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在之前,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本书也被称做“六经”,其中的《乐经》后来亡佚了(焚书坑儒导致),就只剩下了五经。

  四书五经的出处

  出处:《白虎通·五经》:“五经何谓?《诗》、《书》《礼》、《易》、《春秋》也。”

  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将“四书、五经”合称《四书五经》

  儒家的五种经典,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汉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设立五经博士,奠定了儒家经典的尊贵地位。

  五经

  一、《易》:又称《周易》,包括经、传两部分。经的部分共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卦辞和爻辞共约5000字,可能是西周初年编定的。它不仅对于了解殷周时代的哲学思想、社会生活有极重要的意义,而且保存了一些相当罕见的商周史事材料。《易》的传,包括系辞、说卦等十个部分,旧时称“十翼”,是东周时人们所写的对于《易》经部分的解释。

  二、《书》:又称《尚书》,是我国上古时代王室诰命、誓辞和追述古代史迹的著作汇编。最初只泛称为《书》,其后分为夏、商、周书,以后才称为《尚书》,义谓上古之书。秦汉之际,《尚书》多亡,独秦博士济南伏生壁藏之书。汉初,伏生求得其书,存28篇,教授于齐鲁之间。这部《尚书》以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定,故称《今文尚书》。此外,汉代还有《古文尚书》,据说比《今文尚书》多出16篇。

  三、《诗》:又称《诗经》。汉初传授《诗》的有齐、鲁、韩三家,都立于学官。毛公亦传,未得立。后来,三家诗亡缺,毛诗独传,因此《诗》又称《毛诗》。《诗》今存305篇,各篇时代早晚不一,早至周初,晚至春秋中期。《诗》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是了解先秦社会风貌的珍贵材料。

  四、《礼》:汉时指《仪礼》,后世指《礼记》。《仪礼》是春秋战国时代一部礼仪制度的汇编。汉世所传有戴德本、戴圣本和刘向《别录》本。《礼记》是西汉时人所编定的儒家关于礼的阐释,分为《小戴礼》和《大戴礼》两种,戴圣所编49篇并由郑玄作注的为《小戴礼》,戴德所编85篇称为《大戴礼》。还有一部《周官》记录周朝制度也包括在“三礼”的范畴。“三礼”之中,后世以《礼记》流传最广,故一般以之作为《五经》的代表。

  五、《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它按年、时、月、日记载史事,以春秋代表四时,故名《春秋》。现存《春秋》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记242年间史事。虽然文句简短,但对当时政治事件都有自己的见解和评价。后人为其作注解,流传下来的有《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合成“春秋三传”,其中以《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流传最广。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

  四书

  《大学》《中庸》和《论语》《孟子》一起合称为四书,为儒家传道、授业的基本教材。几百年来,“四书”在我国广泛流传,其中许多语句已成为脍炙人口的格言警句。四书为儒家经典,南宋学者朱熹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据称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

  之后各朝皆以《四书》列为科举考试范围,因而造就《四书》独特的地位。甚至宋朝以后《四书》已凌驾《五经》的地位。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汇集到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四书”指《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部书。其中,《论语》、《孟子》分别是孔子、孟子及其学生的言论集,《大学》、《中庸》则是《礼记》中的两篇。首次把它们编在一起的是南宋著名学者朱熹。不过,在朱熹之前的程颢、程颐兄弟已己大力提倡这几部书了。他们认为,《大学》是孔子讲授“初学入德之门”的要籍,经孔子的学生曾参整理成文;《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书,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笔之子书,以授孟子”的。这两部书与《论语》、《孟子》一起表达了儒学的基本思想体系,是研治儒学最重要的文献。正是根据这样的观点,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书编在一起。因为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曾参、子思、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简称即为“四书”。朱熹分别为这四部书作了注释,其中,《大学》、《中庸》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的注释因为引用他人的说法较多,所以称为“集注”。

  值得注意的是,朱熹所编定的《四书》次序本来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是按照由浅入深进修的顺序排列的。后人因为《大学》、《中庸》的篇幅较短,为了刻写出版的方便,而把《中庸》提到《论语》之前,成了现在通行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顺序。由于朱熹注释的《四书》既融会了前人的学说,又有他自己的独特见解,切于世用;又由于以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地位的日益上升,所以,朱熹死后,朝廷便将他所编定注释的《四书》审定为官书,从此盛行起来,到元代延佑年间(1314——1320)恢复科举考试,正式把出题范围限制在朱注《四书》之内,明、清沿袭而衍出“八股文”考试制度,题目也都是在朱注《四书》里。由于这些因素,使《四书》不仅成为了儒学的.重要经典,而且也成了每个读书人的必读书,成了直到近代全国统一的标准的小学教科书。所以,有人把《四书》与西方的《圣经》相比,认为它是东方的“圣经”。事实上,无论就其流传的广泛,还是就其对于中国人人格心理铸造影响的深刻来看,这种比拟都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四书五经都有哪些 篇2

  四书五经:四书、五经的合称,泛指儒家经典著作。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礼记》通常包括三礼,即《仪礼》《周礼》《礼记》。《春秋》由于文字过于简略,通常与解释《春秋》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分别合刊。四书之名始于宋朝,五经之名始于汉武帝。

  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合称“五经”。五经是儒家作为研究基础的古代五本经典书籍的合称,相传它们都经过儒家创始人之一的孔子的编辑或修改。

  四书五经(节选)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五经是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五经”指《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五部。《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周代诗歌305篇。原称“诗”或“诗三百”,汉代儒生始称《诗经》。现存的《诗经》是汉朝毛亨所传下来的,所以又叫“毛诗”。据说《诗经》中的诗,当时都是能演唱的歌词。按所配乐曲的性质,可分成风、雅、颂类。“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组成,称为十五国风,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歌,小部分是贵族加工的作品,共160篇。“雅”包括小雅和大雅,共105篇。“雅”基本上是贵族的作品,只有小雅的一部分来自民间。“颂”包括周颂、鲁颂和商颂,共40篇。颂是宫廷用于祭祀的歌词。一般来说,来自民间的歌谣,生动活泼,而宫廷贵族的诗作,相形见绌,诗味不多。《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它形式多样:史诗、讽刺诗、叙事诗、恋歌、战歌、颂歌、节令歌以及劳动歌谣样样都有。它内容丰富,对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可以说,《诗经》是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而《诗经》的语言是研究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汉语概貌的最重要的资料。

  《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春秋战国时称《书》,到了汉代,才改称《尚书》。儒家尊之为经典,故又称《书经》。《尚书》据说原有一百篇,秦代焚书后(也可能是项羽火烧咸阳造成流失,亦或秦二世之后战乱流失。虽然始皇的法治与“诗书”中的“王道”治国有偏差,以始皇的明睿不可能做毁灭文化之暴举,咸阳应存有“诗书”的正本,所谓“焚书坑儒”不过是政治需要,雷声大雨点小。不能望文生义为“焚掉所有书籍,坑杀所有儒生”。历史有待验证,此处不可偏信偏听,特此注解),汉初仅搜集到二十九篇,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称今文《尚书》。汉武帝时,从孔子故宅中发现用古文字写的《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十六篇,称为古文《尚书》,这十六篇不久亡佚。晋人伪造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又从今文《尚书》中析出数篇,连同原有的今文《尚书》共为五十八篇,也称古文《尚书》。《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就是经过晋人手术的这种古文《尚书》。《尚书》包括虞、夏、商、周书。《虞书》、《夏书》非虞夏时所作,是后世儒家根据古代传闻编写的假托之作。《商书》是殷王朝史官所记的誓、命、训、诰,其中《汤誓》按时代说应为最早的作品,但这篇文章语言流畅,可能经过后人的润色。《盘庚》三篇古奥难读,较多地保留了原貌。这是殷王盘庚迁都时对臣民的演讲记录,虽然语辞古奥,但盘庚讲话时充沛的感情、尖锐的谈锋,还是可以感受到的,如他说: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观火,予亦炪谋,作乃逸。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盘庚》上)短短的一段话,用了三个比喻,贴切、生动,具有形象性。其中“有条不紊”作为成语,至今仍被沿用。又如盘庚告诫臣下不要煽动民心反对迁都,说那样便会“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弄得不可收拾,比喻也很生动。《周书》包括周初到春秋前期的文献。其中《牧誓》是武王伐纣时的誓师之词,《多士》是周公以王命训告殷遗民之词;《无逸》是周公告诫成王不要贪图享受之词。这些作品叙事清晰,而且能表达出人物的情感口吻。写于春秋前期的《秦誓》,是秦穆公伐晋失败后的悔过自责之词,表达了愧悔、沉痛的感情,文章这样写道: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他引用古人的话指出,如果自以为是,必将做出许多邪僻的事,又十分痛心地说明责备别人容易,从谏如流则十分艰难,写得相当传神。比起《商书》和周初的文字,要流畅得多,标志着散文在当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文章汇编。其中殷商和周初的部分,所用语言同秦汉时的古汉语已有很大不同,加以年代久远,传写讹误,十分艰涩难读。韩愈谓之“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进学解》)。但抛开文字的障碍不谈,在情感的表达上,其实是朴素而简要的。由于发表那些言辞的人,地位都很高,言语之间,具有居高临下的自信。对于后人来说,古奥是一种特殊的美感,质朴自信,又显示出征服的力度。所以《尚书》的文章,受到很高的推崇。汉代《尚书大传》引子夏语,谓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离离若参辰之错行”,也是有感于此吧。不过,这里也有崇古的心理作怪。

  《周礼》亦称《周官》或《周官经》,它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儒家把《诗》、《书》、《礼》、《易》、《乐》、《春秋》作为六经。孔子收徒讲学时,选用了这些典籍作为教材。不过,孔子所讲授的礼、乐和旧的富有鬼神迷信色彩的礼、乐已有很大的区别。他认为,《乐》教,可以使人“广博易良”;《礼》教,可以使人“恭俭庄敬”(见《礼记·经解》)。孔子还说过:“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在孔子看来,不学礼,便没有立足社会的依据。因此,必须“立于礼”(《论语·泰伯》)。礼所包括的范围很广,从国家的典章制度,直至个人的行为准则。我们所能见到书影的礼书,有《周礼》、《仪礼》和《礼记》。《周礼》是讲周朝官制的,《仪礼》是讲各种典礼节仪的(如冠、婚、丧、祭等具体仪式),《礼记》是孔子学生以及后人传习《礼经》的记录,内容有关礼的性质、意义和作用。东汉学者郑玄分别给《仪礼》、《礼记》作了注解之后,才有了“三礼”这一名称。“三礼”都与孔子礼的思想有关,但只有《仪礼》(17篇)是由孔子整理编订的。《周礼》是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添附儒家政治理想,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由于我国早在夏、商、周时就进入了奴隶社会,而周为奴隶社会的鼎盛时代,所以《周礼》是中国最早和最完整的官制记录,也是世界古代一部最完整的官制记录。全书6篇,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各篇分为上下卷,共12卷。这6篇中的《冬官司空》早佚,到汉时补以《考工记》。《周礼》为何人所作,何时产物?历来也是有争论的。古文经学家认为,它是周公旦所作。今文经学家认为,它出于战国,也有人认为是西汉末刘歆所伪造。近人从周秦铜器铭文所载官制,参证该书中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学术思想,多数人认为是战国时的作品。也有人认为,《周礼》成于汉初。《周礼》一书,东汉郑玄撰有《周礼注》,唐朝贾公彦作《周礼正义》,清代孙诒让也撰有《周礼正义》,这些注释对后人研究《周礼》提供了参考资料。周朝的最高统治者是周天子,他是奴隶主贵族的总代表。辅助周王的大官,相传有太师、太傅和太保三公。成王时,周公为师,召公为保。“相王室以尹天下”。周公的儿子伯禽,也当过周王的师保。在令尊、令彝铭文中,周王命他“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三事”是三种官职的总称,即政务官、事务官和地方官。“四方”是指四方诸侯和方国部落。“卿事寮”是指周朝政府中的大小官僚。在周王及其师保之下,朝廷中最高的官职是卿士,即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合称六卿。六卿经常在周王的左右。三左是太史、太祝、太卜;三右是太宰、太宗、太士。他们在朝廷中分立于周王的两侧,协助周王处理政务。周王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以六卿大多和宗教事务有密切的关系。太祝就是最大的祭祀官,周公儿子伯禽也曾任过太祝。太卜是管卜筮的,处于人神之间的媒介地位。太士也是神职官吏。太史这一职位,就是商代以来的作册,周初毕公高曾任过太史,称为“作册毕公”。太宰可能是朝廷中的政务总管。太宗是管周朝的宗族和谱系,也是重要的职务。六卿还有许多僚属,各有专职,所以总称为卿事寮。除六卿之外,周朝还设有五官:司徒、司马、司空、司土、司寇。司徒在周朝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写作“司土”,是管理土地和农业生产的。司空在铭文中写作“司工”,是管理百工职事的。司马则是管理军赋的职官。司徒、司马和司空的职权相当,合称“三有司”。司土管版籍爵禄,司寇管刑罚,其地位仅次于以上的三有司,也是十分重要的官职。这五司下面也有很多僚属,如属于司马的有师氏、虎臣和专管马的走马(趣马)等等,构成专门的官僚系统和集团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官吏,如管理山林川泽的,管理市场货贿的,管理贵族吃、穿、用以及娱乐的,都有“官司之守”,也就是专门的官吏。这些各种各样的官吏,大都是世袭的,世代享有特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周王朝实行分封制度,在周王直接统治区的四面八方,分布着许多封国,所以称为“四方”,具体地指侯、甸、男等诸侯,这些是周朝的地方政权。有的大国诸侯经周王授予特权,可以调动附近的中小诸侯,从事征伐,捍卫周天子,成为方伯,方伯是一方诸侯之长,不是诸侯的封号。有些诸侯兼作王室大官,因而具有公卿的头衔,如周公和召公就是这样。所谓“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无论是商代或西周,都是不存在的,是后人加工的结果。周朝的官僚机构和制度,总的说来,它是从商代“内服”和“外服”两套官职发展而来的,不过周朝的机构更加庞大了,体制也越系统化了。同王朝的官吏是贵族,又是宗亲,三位一体,就是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构成了以周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体系。直至封建社会,周朝的官僚机构和制度,还有它的影响作用。《周礼》还包含着古代宗教、经济政策、哲学与伦理等诸多方面的历史资料,是一部以儒家思想为主,兼收法家和阴阳五行思想的重要文化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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