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论文范文篇1
从气象、降水条件看，环渤海地区位于半干旱暖温带，年降雨量为500～700mm，地面蒸发量为1500～2000mm，蒸发量是降水量的3～4倍。降雨量主要集中在7～8月份，占全年降水量的50%～70%，常常出现春旱、夏涝和晚秋又旱的自然灾害，土壤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积盐和脱盐的交替过程。从水文、地质条件看，黄河、海河和辽河等16条河流的入海口均在环渤海地区，因而该区域地势多以滨海平原三角洲为主，海拔高程－1～10m之间。土壤受海洋侵蚀现象较重，土壤盐分呈现从内陆向海滨逐渐增强的规律。从土壤、植被类型看，环渤海地区属于湿润－半湿润海水浸渍盐渍区，盐渍过程先于成土过程，是在盐渍淤泥的基础上逐渐成陆发育而成。此外，土壤盐分组成也具有地区差异。在黄河三角洲，土壤以盐土为主，盐分组成主要以Cl－和Na+为主，盐含量为6～30g/kg，盐土占土壤总面积的50%以上;而在辽河下游滨海三角洲的盐渍土中则出现了少量SO42－［2］。黄河三角洲和辽河三角洲滨海地区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区，植物种类较少，主要以湿生、水生和盐生植物为建群种形成的群落在该区占据主要地位［6－8］。常见的植物群落类型主要有芦苇(Phragmitescommunis)群落、盐地碱蓬(Suaedasalsa)群落、柽柳(Tamarixchinensis)群落、獐毛(Aeluropuslittoralis)群落等。总体来看，由河流冲积形成的三角洲地区土壤的成土历程短，熟化程度低，土壤养分少，但土壤含盐量高，地表蒸发快，极易盐碱化，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较差。同时，该地区人类活动频繁，对生态系统的扰动较大，因而，环渤海地区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区。
2环渤海油田区开发历史
目前，环渤海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石油生产、加工基地，胜利、辽河和大港油田的开采时间均超过50年，最年轻的冀东油田开采年限也已达20年。以胜利油田为例，自1961年发现以来，目前拥有油井2万余口，已累计生产原油8亿余吨，主要工作面积达4．4万平方公里。胜利油田在1987年产量突破3000万吨后一直保持了9年，至今原油产量仍然保持在2500万吨以上。冀东油田开发最晚，最初原油产量每年仅有18万吨，而今年产量已达213万吨，累计探明储量17662万吨，该油田目前已步入快速开采期，预计5～10年即可达到千万吨油田的生产规模。石油的勘探与开发涉及面广、涉及点多，需要占用大量土地。在油井建设过程中，主要涉及到钻井、勘探、管线埋设以及道路建设等地面工程的占地用地问题。每口油井的井台占用的土地面积约为400m2左右，油井位置一般较为分散，油井间以作业路面相连接，油田长期勘探、开发后的结果就是导致原本脆弱的环境更加破碎化。油田作业区污染物累积量逐年加大，环境自净能力越来越弱，生态风险越来越高。
3油田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3．1油田开发对大气的影响
滨海油田区稠油比例高，多采用蒸汽驱原油的开采方式。在锅炉加热和采油运输过程中产生大量废气，然而针对油田伴生气体处理的工艺设备配备不完善，技术工艺不成熟，无法实现对排出气体的完全回收再利用。排放气体中，总烃含量最大，大约占46．77%;其次是非甲烷总烃(non-methanehydrocarbon，NMHC)。这类物质易与油田的另一类特征污染物NOx发生化学反应，形成光化学烟雾，而光化学烟雾也是近年来雾霾的来源之一。据统计，胜利油田NMHC日排放量超标准值的2．6倍，辽河油田的日排放量超标准值的2．8倍。
3．2油田开发对地表植被的影响
在油田开发过程中，从前期的勘探到搭建井场采油，到后期的铺设管道以及储运集输，油田井场及周边的植被受到了极严重的破坏。长期高强度、无节制和大面积的石油开采造成了土地盐碱化沙化、草场退化、湿地退化以及水质污染等众多生态问题。胜利油田附近的草场面积已不足60年代的30%。大港油田开发区域，被石油破坏的植被达到了7万多亩。植被大大减少的同时又伴随着植物生产能力降低，生态系统植物多样性减少，由于食物链底端的生产者减少，导致生态系统的总生物量减少，进而造成环境功能的衰退。而环渤海油田区处于生态脆弱区，生态系统抗干扰能力差。生态系统结构不稳定，对环境变化比较敏感，自我修复能力差，造成不可逆的生态破坏。
3．3油田开发对土壤环境的影响
土壤是油田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众多污染物的主要归宿地。随着开发时间的延长，土壤中污染物总量不断累积。落地原油、泥浆和油砂等进入土壤后，会改变土壤的理化性质，土壤有机质组成发生变化，土壤通透性降低，对土壤微生物群落和区系结构产生显著影响。据调查，胜利油田年均产生油泥在1×105吨以上，有些区块土壤中石油含量达到了105．7g/kg，是临界值(0．2g/kg)的528倍，对土壤生态系统产生严重影响。辽河油田也存在相似的污染状况。
3．4油田开发对水体环境的影响
在油田生产过程中，井场作业、井管破裂和输油管线穿孔均会造成原油泄漏进入水体。目前，环渤海地区的油田大部分已进入开采的暮年期，采出油综合含水率都在90%以上，其中含有大量的石油类物质及采油过程中投加的表面活性剂、破乳剂等高分子采油助剂，其有机成分包括烷烃、芳烃、酚、酮、酯、酸、卤代烃及含氮化合物等。采油废水目前主要通过回注的方式加以利用，但并不能完全解决。油田开采对自然水体的危害是多方面的，石油类污染物可以在水面形成油膜，阻碍水气交换，破坏了水体的溶氧过程，进而影响水质和水生生物的生存。污染物经长期累积和渗漏将进入地下水，导致地下水质量下降。此外，回注地下的污水也会通过土壤或注水井漏层(或套管破裂)渗漏，或因注水井注入层位浅，使注入水进入地下水，将使地下水利用价值降低甚至不能利用。
4油田现行污染物控制措施
4．1气体污染物的控制措施
气体污染物在油井井场、原油接转站、联合站、注水站和油田开发辅助工程及运输过程中均有产生［14］。这类气体污染物的控制几乎涉及到油田生产的各个环节。然而，环渤海地区的油田多为老油田，设备较为陈旧，许多需密闭的流程仍为开放式生产，轻质烃挥发严重。例如，联合站接收来自前线集输站来油后，须经脱水、净化和加温处理，这个过程中会挥发出大量轻质油气，如不加装油气回收装置，这类气体污染物将直接进入大气环境中。此外，在原油炼制环节，每年会产生数千吨的火炬气，主要成分为C2H6、C2H4和H2S等，这类气体热值较低，回收利用率仅有10%左右，炼厂一般是将其排放至火炬燃烧［25］。这种处置方式仍然会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既不经济，也不环保。
4．2土壤污染的控制措施
石油污染土壤的修复是近年来环境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从技术类型上可以分为物理修复、化学修复和生物修复技术。常用的物理、化学技术包括浓缩干化法、固液分离法、萃取分离法、电动力学修复法、热处理和热解吸技术以及化学破乳回收法等。物理、化学技术对治理高浓度的石油污染技术优势明显，但若用于中低浓度石油污染土壤则成本太高，还会造成二次污染的问题;生物修复的成本低、无二次污染，在处理低浓度污染土壤方面有明显优势，不足之处是污染物降解速率较低。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各类土壤修复技术的推广并不顺利。首先，土壤污染通常较为分散、浓度不均，通过挖掘、运输对污染物集中处置成本过高，因此目前多采用原位处置的方式。原位处理的首选技术是生物修复技术，而环渤海地区的油田土壤多为盐碱化土壤，盐碱对生物技术的使用效果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研究者通常采取压碱、土质改良和增加地表植被等方式降低盐碱带来的影响。当前，这类技术仍以研究为主，国家尚未出台油田污染土壤强制修复措施。
4．3水污染的控制措施
目前，多数滨海油田已进入中后期开采阶段，多采用水驱来实现大规模生产，油田化学品的应用非常广泛。采出油综合含水率不断提高，污水产出量不断增加，已超过注水量的需求，不能全部用于回注;再加上有些区块地层渗透率低，对注水水质要求很严，处理后的采油废水达不到要求，只能注新鲜水;还有的地区采用注蒸汽采油，但采油污水处理后很难达到锅炉水质标准。所以，相当一部分采油废水必须要排放到环境中，而且必须达到国家排放标准，油田企业的污水处理压力巨大。国内油田对含油污水处理的传统方法主要有自然沉降、混凝沉降、气浮和过滤等常规物理方法，一般可以满足注水指标的条件。外排水还需经过深度处理才能排放，大多数油田外排废水采用生化处理为主。这类技术可分为两类，即利用好氧微生物作用的好氧法与利用厌氧微生物作用的厌氧法。但由于重组分的难降解性，更应该采用组合工艺。
4．4固体废弃物的控制措施
油田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最主要的就是油泥砂。其主要来源包括接转站、联合站的油罐、沉降罐、污水罐和隔油池的底泥，含油污水处理设施、轻烃加工厂和天然气净化装置等清除出来的油砂、油泥，钻井、作业、管线穿孔而产生的落地原油及含油污泥等［30］。油田通常根据油泥来源对其进行不同处理，含油量20%～30%的油泥直接可以进入物化处理装置回收原油，处理后的油泥一般用于建材生产;含油量10%左右的油泥砂可进入热电厂焚烧发电;对于含水量在90%以上且含油量较低的油泥砂一般直接排入天然蒸发池，进行自然蒸发，而后集中至污泥干化场堆放。以胜利油田为例，每年通过各种途径产生的油泥砂数量大约11万吨，而目前通过各种方式处理的油泥砂的量仅占50%左右。
5我国滨海油田区环境综合治理对策
5．1大力推行清洁生产
原油勘探开发、油气集输和炼油等作业过程不可避免会对环境产生影响。通过改进生产工艺，降低生产过程中各类污染物的产生及排放量，从源头抓起，能够减轻末端治理的压力、。清洁生产着眼于污染预防，通过不断地改善管理和技术水平，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污染排放，将污染整体预防战略持续地应用于生产全过程。新的形势要求油田企业在加大环保投入的同时，转变观念，致力推行清洁生产，促进污染物的“零排放”。清洁生产模式已成为当前油田企业节能降耗、控制污染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最佳途径。
5．2实施严格的末端治理
按照我国现行的石油开采、加工技术和生产模式，尚无法实现生产过程污染物的“零排放”。因此，在现阶段采油污水、油泥以及井场作业区的污染问题仍是亟待解决的环境问题。必须实行严格的末端治理措施，从政策上提高“偷排”、“漏排”的违法成本，加大对责任人和直接领导的处罚;对污染物处理实行政府计量补贴措施，提高油田企业治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行污染物资源化利用新技术和分类集中处理模式，实现污染物的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
5．3加强植被恢复和生态建设
油田开发过程中对植被的破坏是非常大的。如20世纪80年代开发建设的孤东油田，是在潮上带湿地上围海建坝开辟出的68km2采油区，在开发初期打井、修路，动用了1．2×104m3土方，但开发后未进行绿化，致使地表裸露。在油田生产进入稳产阶段后，通过种植紫穗槐、柽柳等对道路两旁进行绿化，人工绿化加上自然植被恢复，绿化覆盖率已达到30%～50%，生态环境有所改善［34］。因此应当注重施工后的地表修复和绿化，注意管道回填后地表的平整度，在工作空间内种植草坪和树木，不仅可以美化环境，而且还可保护土壤结构。生态恢复工程的实施有助于缓解油田开发给生态环境带来的严重损害，强化生态系统的自身调节能力和平衡作用。
5．4划定生态红线，制定生态脆弱区保护规范
生态环境论文范文篇2
作为知识生产、传播和教育的主导力量，大学只有在一种特定的精神理念的引领下才能发挥巨大的社会功能。大学精神代表着一种超越性的气质、高举远慕的品格和执着于真理的求索精神。首先，大学精神是科学理性的探索精神。在理性精神的指引下，追求建立新的知识体系和解释体系，明显地区别于神话式、常识主义和宗教的知识系统。以科学主义和理性逻辑为基石，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提供了可验证的、可靠的理论学说，并以真理为指向，以实践为检验标准。其次，大学精神是弘扬人的价值的人文主义精神。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大大提升了人的地位，修正了旧有的宇宙观和宗教观，把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作为中心。人本身得到了尊重和崇敬。在这种人文主义精神的支配下，知识和教育的方向都发生了重大转向。现代大学更加注重对人的生活世界的研究、创造，致力于建构生活的意义世界。再次，大学精神是一种批判的超越精神。这种批判精神有两个维度:第一个是对现实生活世界的理论批判。运用知识和理论的武器，致力于批判反科学主义的迷信观念、假恶丑的道德堕落。第二个是对大学自身的知识生产和理论学说的学术批判。没有批判就没有知识的增长和文明的进步。在学术批判中，对既有的各种理论学说进行理性验证、批驳，从而推动知识创新能力。“严肃的学术批判，也就是对知识增量具有重要意义的从知识角度的批评。正是通过这种有助于知识增量的学术批评，我们能够进一步洞见到此前我们认识不到、或不意识、或忽视的许多问题。”［科学的理性精神、人文主义精神和批判精神，是大学精神的实质，由此，现代大学才能在推进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发挥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二、异化了的学术生态环境
大学精神的实现，有赖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特定的时代价值观念。纵观人类历史，在巨大的社会变迁时期，往往能够带动文化的重大创新和转向，促进思想范式的更新。但同时，也会出现异质因素而导致文明发展的迟滞，造成文化精神的衰退。受这种文化变迁内在逻辑的制约，大学精神也始终受到多种有利或不利因素的牵制、影响和挑战。20世纪初期的德国，处于重大转折时期的大学里弥漫着抑郁、悲观的气息。围绕着学术与政治、知识与权力、学术管理体制、“去学术”的专业化和纯粹学术等问题聚讼纷纭。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斯•韦伯在对青年教师的讲演中指出，学术应当成为一种精神上的志业。但是，“今天，学术已经作为一种职业的经营，以学术为志业受到了限制，就是学问已进入一个空前专业化的时代，并且这种局面将一直持续下去”。韦伯所批评的是大学中的堕落现象，即严肃的学术活动、以教育为志向的大学，已经被逐渐功利化的职业谋生所取代。认为这是大学精神衰落的征兆，将危及大学独立自治的理想。概言之，大学生态环境的恶化，会导致大学创造力的衰减，最终造成文化发展失去根本动力。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当代中国的大学教育同样面对着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学术的生态环境尤为严峻。学术研究中普遍存在着功利化、学术失范、学术操守和道德严重堕落、浮躁与虚夸的现象。韦伯所批判和警告的危险正在逐步成为现实的写照，这种现状“正如我们在败坏着精神一样，我们也在败坏着情感”。学术创造原本尊奉的价值和理想不再神圣，而处于利益和权力的围城之中。在大学中存在着数量与质量、功利与学术、敬业与浮夸等多种矛盾。大学的学术管理体制严重背离了学术的精神实质和发展逻辑。数字化管理已经成为普遍规则，评判大学的等级、学术声誉以及教师的学术水准皆以此为标准。研究基地和博士硕士点的数量、科研经费的引进数额、的数量和刊物级别以EI、SCI区分等等，不一而足。这种管理体制便于进行直观的评判，简化了管理的难度和成本，简便易行。但是，这恰恰伤害了学术本身的严肃与尊严。在这种学术管理体制下，严肃的学术研究演化成了商业性的数量竞赛。“一旦这些商业性的外部标准代替学术的内在尺度，成为评判和衡量所有学者的统一尺度，就使得知识的生产，就像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一样，在不断追求效率的形式合理性背后，是失去了其本身意义的实质不合理。”于是，在这种环境里，粗制滥造、抄袭、炒作、自我复制等反学术的现象不断滋生。“对那些一旦进入这一赛跑并决心参与竞争的人来说，这场竞赛激励他们参与了一场每个人要对抗所有人、人人相互利用又相互对抗的斗争。这一斗争决不包含带来学术革命的危险，相反，它以自己的逻辑促进这一包含时间性距离的体制和秩序的延续和继承。一方面，这是因为参与竞争就意味着承认竞争有着共同的目的，而另一方面又因为竞争在任何时刻都局限于大约位于同一起跑线的竞争者，还因为仲裁者是那些占有更高位置的人。”缺少了学术敬畏之心的所谓“创新”究竟能有多大的新意和贡献呢?人类的知识由此而得到了多大增长呢?是否推进了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呢?另一方面，在教育行政化的体制下，与学术卑微相对照的是权力的傲慢。学术自治和学术权利始终依附于权力的支配，学术自由因此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异化的学术生态环境，既无法传承大学的精神和理想，又使得学术创新能力低下、教育教学质量降低。“学术‘成果’在大量涌现，学术真金却在不断萎缩;学术市场热闹非凡，学术空气却异常浮躁。”在表面光鲜浮华的背后，难以掩盖的却是学术精神和大学理想的衰落。
三、健康学术生态环境的重建
作为制度化、组织化的大学，首先是一个秉承共同学术理想的知识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尊奉着特定的理念、共享着一整套价值认同和学术话语。学术思想“只能于产生自己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只有当它发现它自己时，它才存在并且才是真实的”。学术研究活动遵循着自身的特定逻辑，过度的逐利思维必然使得学术创造发生异化。作为相对自治和自主的知识共同体，大学社会功能的实现，是在秉承其自身理想的前提下完成的。如果没有了学术共同体的相对自治，大学就无法持续地成为思想文化的中心和培育优秀人才的基地。制度正义是首要的正义，矫正异化的学术生态环境，应当从制度建设着手。建立真正的现代大学制度和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是保障大学精神和文化持续发展的根本。学术生态环境的恶化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首先，涉及学术研究与学术管理体制的关系。大学的行政化建制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模式，尽管“去行政化”的呼声在近年颇为响亮，但却困难重重，行政化的管理仍将是大学制度的主流格局。在这种现状之下，学术活动缺乏独立性，严重地依附于行政权力。比如，学术资源的行政控制，行政权力支配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对评奖、职称晋升的全面管制等等。由此，学术研究并未遵循自身的逻辑而展开，学术的内在规定性时时处于行政的权力逻辑规训和支配下。缺乏学术独立和自由，必然导致学术想象力和创造力被圈定在权力的逻辑中，也就无法真正地推进学术发展。在本真意义上，学术研究工作是人类存在的一种活动，其特质表现为思维活动、观念更新与知识生产。它构成了人类文明熠熠生辉的精神基础和必要前提。学术研究和思考的领域“无穷大”，从浩瀚的星空到不可见的微观世界，从形而上的思维世界到现实具体的生活世界。既包含对可见物理世界的研究，也涵括形而上的纯思维活动。作为思维活动的学术，并没有不可思的领域，但却有边界，即受限于人类自身的理性———人的边界构成了思维的边界。打开人类知识的演进史，就可知学术本身并不以明确的功利为首要目的，它首先表现为一种单纯的思想上的愉悦，之后才被人们运用于现实生活之中。真正的思想者，“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是追求实用的目的，而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的思索寻求乐趣，简言之，就是乐于寻求拥有非物质方面的利益”。当然，这并非表明学术活动缺乏现实关注的情怀。在思想本身的“原初状态”里，它就是一种自由自在的思考。行政权力对学术活动的过度压制和宰制，既违背了学术的逻辑，也背离了大学的独立自治精神。行政话语主宰、压制着学术话语和民主话语，学术资源的分配更多地受制于行政权力，造成了学术自由的匮乏和学术自治的虚无，最终必然导致学术创新精神、积极性和能力的衰减。其次，学术的承认和学术荣誉感对社会总体价值观的臣服。这主要表现为在物欲主义和逐利主义对大学的影响。学术研究不再遵循学术生长的逻辑，反而，学术本身异化成了谋求经济利益的工具。失去了神圣光环的学术，就必然演化为追求物质利益、谋求课题经费、各种头衔和名望的手段。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看法，除魅之后的社会神圣结构被打破，逐步演化为一个形而下的“逐利的世界”，侵入到社会的所有领域而成为一个时代性的表征。学术研究同样无法免于被侵蚀而独保清纯，功利主义成了学术的评判标尺和至上追求。再次，身处行政权力支配和物质利益诱惑双重挤压之下的知识分子，其价值的承认与最优化往往不是学术创造本身决定的。所以，也难以认真对待学术、虔信知识即力量、敬畏学术的尊严与高贵。学术与权力和功利缠绕一处，学术逐步功利化、趋利性和平庸化，催生出了另一种“时代的喧嚣”———有理论而无思想、刊物大于观点、课题经费至上、普遍的学术堕落、抄袭成风。虚假繁荣的局面，既无法传承或创造出一种学术传统，更无法创造出世界性的知识贡献。
生态环境论文范文篇3
目前全旗人口近4万，其中牧业人口1.5万，蒙古族人口占79.8%，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据统计，如今新巴尔虎右旗外来人口近10000人，而且已经在新巴尔虎右旗落户.脆弱干旱的草原环境加上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导致草质变劣及植被覆盖率下降造成草畜矛盾日益突出，草原沙化加剧，草原生产力大幅下降，多数牲畜处在半饱状态下，遇到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事件牲畜会大批死亡等诸多问题，在利益的驱使下夏秋两季草原上挖药材的人遍布，严重破坏了土壤表层结构，同时也污染了环境.新右旗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现已探明有金、铅、锰、铁等十多种金属和煤、玛瑙石、石灰石等非金属矿藏，并引来大庆油田等公司的青睐，但近几年因为某些矿山企业的盲目开矿和违法开采造成土地的破坏和植被的破坏，这些企业造成的废弃物不仅过多占用空间，而且对周围的水域和大气也造成了污染，破坏了草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发展.2011年春季，新巴尔虎右旗草原发生鼠害面积达1350万亩，占全旗草原的50％，在鼠害重灾区，植被稀疏，地表裸露，遭受破坏的草原惨不忍睹.2012年全旗闹蝗灾危及420多万亩草场，平均每平方千米害虫数量达400~500只，最高到达700~1000只.我们的草原正加速向毁灭前进，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2人为因素对草原生态环境造成影响的原因
2.1草畜双承包制度是草原生态环境退化的根源
自1983年开始内蒙古自治区在全国率先推行了“草场共有、承包经营、牧畜作价、户有户养”的草畜双承包责任制.在人口与草场比例失衡的状态下，牧民只在自己的牧场上完成日复一日的放牧活动既不科学又不合理.草场承包制限制了四季轮流放牧的可能，这种使草原分片承包，牲畜作价归户的“双包制”使得经营畜牧业和经营草原紧密联系.牧民承包以后年复一年都在固定的放牧圈里活动，牲畜昼夜啃食同一个牧场，在居民点、卧盘、水井附近出现许多直径60米至95米的同心圆，平均每个居民点退化105亩至310亩左右的草原“.草畜双包制”导致草原的不科学使用，牲畜以牧户为中心每天从定居点至饮水点不断践踏和啃食一片草地从而导致了蹄灾.同时，这种把草原一片一片圈起来的制度不仅使草原载畜力降低而且加大了牧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最终造成牧民之间的恶性竞争.
2.2新巴尔虎右旗旅游业对草原生态环境的影响
截至2014年11月，新右旗共接待游客496191人次，同比增长9.1%，其中接待国内游客473860人次，同比增长8.9%；接待国外游客22331人次，同比增长13.1%.②通过对一个在旅游基地工作多年的同学进行电话采访了解到，游客进去之前和出来之后的地面状况完全不同，塑料袋、矿泉水瓶、饮料瓶等满地都是，加上草原生态系统本身的脆弱性也会对草原植被、动物、土壤产生影响.土壤遭到破坏之后导致其结构的变化，并引发土壤上层植物的大量生长，终将造成动物的迁徙或减少.旅游者丢弃的废弃物严重污染环境，超过了草原生态的承受能力，导致水质和土壤质量变差，环境和旅游之间是既有冲突也能共存的关系，环境保护依托于游客们的环保意识和环保素质.
2.3过度放牧使草畜得不到平衡发展
全旗总面积25194平方公里，草原面积3444.2万亩，可利用草场面积2716.7万亩.牧业户3909户，牧业人口1.5万人，2006年全旗牲畜总头数突破205.3万头只.随着人口的增长草原的载畜量已经超过其载蓄能力，新巴尔虎右旗属于干旱草原，生态系统非常脆弱，而且年降水量少，冬季干冷，夏季炎热,2010年退化草原已达1208万亩，占可利用草场的44.5％.过度放牧的大多是外来人口，他们承包本地牧民的草场，大量引进牲畜，短时间内过度使用牧场，破坏了草原生态环境.近年，新巴尔虎右旗牲畜数量愈发增多，对现有的草场容量已经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如果不防止过度放牧草原生态系统会遭到破坏，因为牲畜数量的增加，造成草场压力变大且得不到有效恢复，致使草场退化，也因此引起草原沙漠化的蔓延.
2.4外来人口过度开采导致草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2008年至2011年，金山矿业和新鑫矿业为利益所驱使，在新巴尔虎右旗草原上进行非法开采并向周围排放三废（废水、废气、废渣），这些对地表水、土壤、空气和人的身体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从开发到完成，牧民始终是弱势群体，不但没有利益而且还要遭受开采过程中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每年来新巴尔虎右旗挖药材的流动人口约260人，而且很多人就地搭帐篷过夜，连续几天不停的采挖，严重破坏了牧民的居住环境.2013年7月，公安机关在药材密集地抓获数名违法作案人员，没收作案工具数把，去年新巴尔虎右旗查获违法采药人员143人，没收非法采集的药材将近1027公斤，过度采挖使草地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3关于新巴尔虎右旗人为因素对草原生态环境影响的对策
3.1合理利用草原资源
对草原进行科学地开发利用和建设是保护草原生态系统的重要措施.很多鼠目寸光的人为了眼前利益去破坏草原，如开矿，滥挖，滥櫵，过度放牧等等.2007年旗长白爱军接受采访时说过：“牛羊还是太多，还要往下减！”.草原受到破坏就等于广大牧民的利益也在遭受损害，但光靠他们的力量无法制止这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相关部门应及时并强力打击破坏草原的多种行为，促进经济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发展.
1、制定具体的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政策.严格执行相关法律，同时应根据破坏活动的程度进行批评或处罚，发现问题应及时整改.
2、坚持保护是为了利用，利用一定要保护原则.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任何人开发之后都要进行付费，获取利益之后都要进行补偿，开发之前应制定相关的保护措施，坚持保护和开发并行，不能盲目的开发要遵循客观规律和经济规律.
3、严格检查流动人口，禁止其破坏草原.新巴尔虎右旗有众多流动人口，由于他们对草原的不了解和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不同，被利益所驱使就很可能会造成环境的破坏.2012年全旗投入约300万元组建了“草原110”，设立多个流动报警点以及固定警务室.必须“治沙止漠，刻不容缓，绿色屏障，势在必得”.③
3.2从经济上帮助牧民,减轻对草原生态的压力
有效地限制过牧行为实属不易，在政府的强力管理下过牧活动依然存在.牧民的过牧行为会受到草原监管部门的制止，然而，这会影响到牧民的生计，如果超载被发现监管部门会对牧民进行罚款，虽然有相关的法律政策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相关部门往往只对过牧行为进行罚款了事而对超载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应当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保护和建设，例如从2002年以来惠及牧民的退牧还草补偿金约1500万元，约716万亩牧场得到休养生息，同时政府投入约1460万元有效的控制了10多万亩草场的持续沙化局面，制造并投入使用移动篷车近400辆，棚圈近600座.
3.3合理控制外来人口持续增长
外来人口的增长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牧区的平衡发展，新巴尔虎右旗在1990年总人口近2.5万，1997年总人口3万，现在全旗人口近4万人.不有效合理的控制外来人口的持续增长会给新巴尔虎右旗以后的发展带来阻碍和困境.新巴尔虎右旗现在的常住人口为26420人，总人口近4万，外来人口近10000人.人口的增长及不可持续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造成了牧民赖以生存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浪费.应把控制外来人口持续增长的工作重视起来.
1、充分认识人口增长给有限资源带来的困境.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对周围环境和资源的需求量就会不断加大，这不利于草原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应当从长计议使有限资源科学搭配人口数量，鼓励牧民有效利用草原资源.
2、禁止外来人口进行养殖活动.现今外来人口对草原的使用主要是代放牧，他们从牧民手里购买牲畜之后让牧民代放，间接地使用草原，加大了草畜矛盾.
3、成立户籍制度改革小组，通过合理的户籍制度改革，有效控制外来人口的持续增加，加快建立外来人口动态监测长期工作机制.
3.4保护草原旅游资源环境
选择科学的开发利用模式，明确旅游资源与市场需求相互平衡原则，要顾及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可承受能力等.现在的旅游业和消费文化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冲击力很大，必须采取适当措施保护草原旅游环境.
1﹑发挥政府的管理作用.政府在旅游环境和资源管理上进行战略性调控，使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并肩而行，确保旅游资源的长效利用.
2﹑创新草原旅游资源的管理体制.要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增长效益及可持续发展管理体制创新是必由之路.通过政府部门的扶持和引导使开发资源的各种要素得到最优配置，草原旅游的开发要与生态平衡的维持及自然保护结合起来，促进旅游地环境的良性发展.
生态环境论文范文篇4
（一）县域经济增长加快，结构逐步优化。2013年，全省县域GDP总量为7243.6亿元，同比增长11.5%，是2007年的3.1倍；县域人均GDP为30281元，同比增长12.8%，是2007年的2.8倍。已有超过80%的县（市）摆脱了单一依靠农业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呈现多样化格局。县域经济正向特色产业主导型、园区建设牵动型、产业集群引领型、中心城市辐射型、口岸经济带动型等为主要类型的工业模式发展。
（二）县域金融运行态势良好，金融支持“三农”力度加大。2013年，64个县（市）人民币存款余额同比增长11.1%，与全省各项存款同比增速持平；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3.3%，较全省各项贷款同比增速低1.4个百分点。存贷比的平均水平为64.8%，较全省全口径存贷比高出2.2个百分点，同比提高1.2个百分点。其中，县域涉农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为90.6%，较2012年高出2.6个百分点。超半数的县（市）该指标数值在80%以上，有16个县（市）涉农贷款比重超过90%；从涉农贷款增速上看，涉农贷款同比增长14.7%，高于县域地区各项贷款增速1.4个百分点。县域金融资源基础逐步改善，64个县（市）万人银行类机构网点布放为2.1个，较上年增长16.7%；每个行政村POS、ATM、电子终端布放数平均值为14.2个，较上年增长50.8%，是2011年的2.3倍，整体县域金融服务便利性与前两年相比有了明显的改善。
（三）征信知识宣传力度加大，社会信用环境有所改善。各地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不断加大对公众征信知识的宣传教育，增强诚实守信的意识，让信用意识深入人心。社会各界对信用记录的关注度日益提高，人民银行建立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查询量迅猛增长，在贷款审批、拓展信范围和产品创新、防范信贷风险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调查问卷显示，近年来，各县（市）政府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改善地区信用状况，起到了一定的成效，社会公众对信用环境满意度有所提升。
（四）中心城市辐射作用较强，特色县市综合排名靠前。在全省县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估总体排名（见附件）中，哈尔滨地区和牡丹江地区分别有4个县（市）排名在前20名，说明中心城市对周边县（市）金融生态环境发展具有一定的辐射影响，起到了带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整体发展均衡的作用。同时，部级农村改革实验区、人民银行总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试验区克山县坚持“政府主导、央行推动、多方参与、共赢受益”的工作机制，建立全省首家县域信用信息中心，信用环境洼地效益凸显，2013年，位居全省县域金融生态环境综合排名第一位，较上年相比较有大幅提升。口岸城市绥芬河市、全国百强县肇东市金融生态综合排名均位于全省前20名。
二、黑龙江省县域金融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
（一）经济基础环境相对薄弱，限制其对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支撑。近几年，县域经济虽然能够保持一定比例增长，但经济总量占比偏小。2013年，64个县（市）GDP总量仅占全省的48.9%，县域公共财政收入仅占全省的21.7%。县域经济以农为主，二、三产业不发达，工业化程度低于中心城市，主导产业带动作用不明显。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比较落后，部分地区水利设施存在利用率低、防灾减灾能力差的现象。受地理位置、经济基础、投资环境等影响，县域经济发展不均衡。
（二）金融发展环境欠佳，制约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县域金融组织体系不健全，组织结构相对单一，难以满足多层次、多类型的融资需求。县域金融市场不发达，投融资结构单一。大部分县域企业自有资本金不足，资金来源大量依靠银行贷款及少量的民间借贷，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农业保险发展相对滞后，存在着保险品种少、风险的覆盖范围小、赔付率低、对风险的分担能力不足等问题。
（三）行政环境建设有待提高，影响金融生态环境发展的作用尚须加强。各县（市）普遍没有出台债权保护方面的法规或行政规章，对逃废债的打击力度不够。金融案件及民商事案件执行标的实际到位率较低，执法效率低下、司法执行难、执行周期长。政府部门、人民银行、银行业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及司法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共享不够充分，影响对金融债权的维护。行政力量介入和干预农村金融的现象依然存在，不利于金融生态环境的稳步定发展。
（四）社会信用服务的市场化程度较低，，对金融生态环境的引导作用不强。县域社会中介服务体系不健全，中介服务不规范，部分现有中介机构服务不规范，手续繁杂，收费偏高，存在指定评估、重复评估、重复登记的现象，增加了中小企业融资的成本和障碍。资信评级机构的资信证明可信度不高，缺乏公信力，使金融机构无法甄别评级报告的合理性。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仍较为突出，制约了农村信用环境的改善。
三、改善黑龙江省县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议
（一）加强政府领导作用，助推金融生态环境战略建设。发挥地方政府在金融生态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广泛开展“金融生态模范县”建设工作，出台有利于良好金融生态环境形成的地方法规或行政规章，加大金融诉讼案件的执法力度，依法打击各类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活动，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二）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为金融生态环境优化奠定物质基础。因地制宜，以黑龙江省“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为契机，发展特色产业，提高县域经济核心竞争力。在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基础上，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结构优化升级，健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建立以工富县、以商活县、以旅游强县等为特点的适合自身发展的多样格局，奠定金融生态环境中县域经济这一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加大金融服务力度，提升金融生态环境优化质量。逐步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放宽民营经济进入农村金融市场的条件，创设和重组一批县域小型金融机构，逐步提高民间金融活动的规范化程度；创新农村金融业务，在产品、利率、融资便利等方面提供服务。有效发挥央行的窗口指导作用，运用信贷评估促使县域金融机构将增量存款用于县域地区，约束农村资金的外流，引导金融机构切实承担社会责任。
生态环境论文范文篇5
1.1土壤物理性质变差
设施农业土壤在经过种植一段时间后，土壤的团粒结构被破坏，土壤容重变小，熟化程度不断提高，但同时土壤中的非活性孔隙比例降低，因此土壤容易出现板结现象，透气性和透水性均在不同程度上降低，并且随着种植年限的增加这样的问题也在不断加剧。
1.2土壤化学性质变差
设施农业对于化肥的大量使用使得土壤化学性质不断变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土壤酸化严重。氮肥的大量使用以及土壤化肥利用率低下等问题使得大量未被吸收的肥料进入到土壤中，导致土壤中硝酸盐含量大幅增加，土壤pH值呈现下降趋势，即土壤的酸性特征越来越明显，在种植季节由于农作物的吸收使得土壤pH值得以在一定范围内得到增加，但在轮作间隙土壤pH值又明显降低，从总体上来说，随着设施农业种植期限的不断增加，土壤酸化的程度就越严重。第二，土壤养分失衡现象日益明显。设施农业土壤中的有机质、全氮、磷的含量较高，但中量和微量元素相对缺乏，因此表现为养分极度失衡。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不同弄作为对土壤养分的需求不同，然而由于农民对于土壤科学施肥的认识程度不足，导致氮肥、磷肥的施入量很大，而钾肥的量却很小，在一些对钾肥需求较高的农作物种植过程中就会出现氮肥和磷肥的大量富集，这种养分失衡的现象对农作物的生理产生不利影响。第三，土壤次生盐渍化严重。设施农业土壤由于长期处于覆盖状态，土壤与外界环境接触较少，缺少雨水的淋溶作用，与露天土壤相比，其蒸发程度较高，再加上人工施肥过程中大量肥料未被吸收进入到土壤中，使得土壤中盐分浓度不断增高，并且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次生盐渍化程度越来越高。
1.3土壤中有害微生物数量增加
设施农业的土壤的环境温度较高、湿度较大，给各种微生物的繁殖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由于农民对土壤缺乏科学的管理，例如消毒不及时、病害隔离消除不当等使得土壤中的有害细菌、真菌得以大量繁殖，通过土壤的传播使得很多植株被感染，影响农作物的质量和产量。
2.改善设施农业土壤生态环境的相关对策
2.1加强农业综合调控
2.1.1科学轮作
在同一片土壤上将不同生长习性的农作物进行轮作，可以使土壤中的养分在轮作过程中被充分、平衡吸收，因此有利于保证土壤养分的均衡。例如，可以实行粮食作物与蔬菜的轮作方式，使土壤中的氮、磷、钾等大量元素被充分利用，降低其在土壤中的富集，亦可实行水旱轮作，利用水的稀释作用平衡土壤的酸碱度，促进土壤中微生物群落的调节，降低土传病害的发生几率。
2.1.2合理施肥
杜绝盲目施肥，在对土壤施肥之前首先要对土壤进行化验，根据土壤自身成分特点以及所栽培农作物的生长习性选择所施肥料的品种，并且要以农家肥等有机肥料为主，无机肥料为辅，提高微肥的施用量，增加土壤中有机物质的含量，并且尽可能降低土壤中无机盐的含量，在满足农作物生长需要的前提下提高农作物的抗逆能力。另外还要对施肥方法进行改良，应当秉承少量多次的原则，并综合多种施肥方式，如底肥、口肥和叶面肥等，促进肥料被农作物利用的效率，减少其在土壤中的积累。
2.1.3合理灌溉
当前设施农业土壤中水分的迁移方向主要为地下向地表的移动，缺少雨水的淋溶，为此，应当对设施农业实施合理的灌溉，通过人工的灌溉过程使土壤表层的水分增加，改善土壤水循环，并且有利于稀释和带走土壤中多余的盐分，尤其对于次生盐渍化严重的设施农业土壤来说，灌溉时要力求浇透，以提升效果。在轮作间隙或农闲时，可将覆盖物去掉，充分利用自然雨水的冲刷来改善土壤的生态环境。
2.2工程措施
2.2.1土壤改良
在设施农业土壤经历长时间使用后，为改善土壤酸化问题和降低土壤有害微生物的数量，可采取有效措施对土壤进行改良。例如，可通过向土壤中施入生石灰等弱碱性改良剂的方式中和土壤中的酸性物质，使土壤pH值趋于平衡，再者，可通过低温冷冻、高温消毒、药剂熏蒸等方式对土壤进行消毒处理，对有害微生物进行有效杀灭。
2.2.2埋设暗管
在地表以下40-60cm的深度分层埋设暗管，在浇水后土壤中的盐分随着土壤的毛细孔洞进入到暗管中，随着水流不断排出，达到降低土壤盐分富集的效果。据研究表明，通过埋设暗管的方式可以达到80%的多余盐分排出，因此能有效保证土壤的生态环境处于良好状态。
2.2.3换填客土
在设施农业生产中，不可避免地有一些土壤次生盐渍化严重而导致无法种植或不适宜继续使用的情况，此时可以采用客土交换原土的方式对土壤进行改良，土层交换厚度根据原土的状况不同一般可为5-15cm。
3.结束语
生态环境论文范文篇6
国际学术界对双语尚未形成定论并有争议，但基本都认同双语划分成狭义与广义两种类型。从狭义的层面上来说，双语就是居民比较熟练地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从广义的层面上来说，双语就是国民熟练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同样可以说，是他们熟练地使用某种地域性语言以及标准的官方语言。双语现象即同一种语言集体中两种语言共存的现象。双语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在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不同民族的交流与接触不断增多，人口流动频繁，特别是经济合作和文化交往使讲不同语言的人聚集到一起而引起语言的相互渗透。双语现象或多语现象是大量存在的，因为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由多种民族组成，这些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不仅使用自己本族的语言，同时也使用国家的标准语（戴庆厦，2013）。本文中的“双语”是指既使用、发展本民族语言又兼用国家通用语。双语现象包括众多类型。社会双语现象，通常指某一国家或地区使用多种语言的社会现象，而在它的某些地方，居民只使用一种语言；个体双语现象，指个体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接受性双语现象，指可以理解第二语言，但并不一定会使用它进行表达的语言现象；产出性双语现象，指语言的使用者不仅能理解两种语言，还能使用第二语言。主要双语现象，指有些语言是自然习得的，未经过学校正规的语言教育；次要双语现象，指语言是通过系统语言教育获得的。中国就是一个包含许多民族的国家，从古代开始，这片土地上就使用着很多种各式各样的语言，有研究者考证，双语现象从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从双语制角度来看，我国是典型的地区双语制国家，因为官方语言和国家通用语是汉语普通话，但汉语却不是少数民族的母语，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必然就会出现本民族语和汉语共同使用的双语情况。建立新中国以后，国家宪法提出，所有少数民族都能够使用自己本族的语言，此外也倡导并推广国家通用语———汉语普通话，这就使得兼用本民族语和汉语普通话或汉语地方话的双语现象迅速发展，这对提升民族凝聚力，加强民族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意义重大。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更加迅猛，民族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语言文化逐步深入，双语共同使用情况在社会生活中的广度、深度以及作用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为强大。
2推行双语的必要性、优越性和重要性
2.1推行双语的必要性
一方面，在我国这样包含很多民族的国家中，所有少数民族的独有语言都是客观现实，是民族历史长期发展形成的，是构成少数民族特征的重要标志。各少数民族群体十分热爱自己的母语，都有维护自己母语、捍卫母语使用权利的与生俱来的感情。尽管有的民族人口极少，其母语的功能严重受限，语言活力急剧下降，正处于濒危或走向衰亡的边缘，但这些少数民族群体依然对自己的母语感情深厚，不愿意看到自己的语言从此走向衰亡，这是一种固有的内在的语言感情。另一方面，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里，少数民族除了使用自己的母语外，还兼用国家通用语———汉语普通话。少数民族如果不兼用通用语，就无法与外族沟通交流，无法参与经济建设，民族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正因为如此，目前各少数民族群体都有着学习和使用汉语的自觉的普遍要求，而且这种要求的呼声越来越高。结合以上两方面的客观事实可以看出，在我国推行双语是有着客观依据的，是有助于民族团结发展，适应民族全体成员共同意愿的，因而也是必要的。
2.2推行双语的优越性
无数事实与人类语言技能分析证明，双语是适应人类自然天性与社会需求的一种现象。人类大脑的自然天性让人可以同时具备很多种语言的学习与使用能力。从古代开始，人们就为了拓宽交际领域，在多民族多语言的环境中自然而然地发挥着这个天生的能力。在当今科学技术的推动之下，差异化文化与语言之间的碰撞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加广泛且深入，全球化发展进程也持续加快。在这种发展形势之下，地域通用性语言在国际交流中发挥着更强大的作用，这让双语技能在人类交流活动中日益重要，获取双语技能已然成了发展与进步的必经之路，是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语言使用的未来发展方向。多掌握一种语言，就好比多了一只看到更广泛世界的眼睛，也好比走入了更加广阔的天地，就能扩大交流的范围，就能更加便利地学到新知识和新文明成果。正如2008年，Emerson所说的，语言掌握的越多就意味着朋友越多，就意味着艺术与贸易越多，就意味着人的价值就会提升很多。法国有句格言说的好，懂得两种语言的人相当于两个人。虽然越来越多的族群需要使用国际通用语、地区或国家通用语，但并不意味着他们要放弃自己的母语。在通过通用语投入到经济发展、文化交融的时展洪流中的同时，还需要保护和留存具有族群特色的语言文化，保存历史积淀形成的经验与记忆，构造包含特色民族文化的知识框架。本族语是少数民族族群整体和个体的宝贵财富，是在现代化进程中绝不应该丢弃和遗忘的瑰宝。如果本族语消亡，那么它所承载的传统知识、文化、习俗等一切表明本民族身份和特性的东西都一去不复返，这将会是人类付出的惨重代价。因此，推行双语是既能够开阔眼界、吸纳先进科技进而寻求共同发展，也可以维持并继承民族特色的传统语言文化的两全之策。
2.3推行双语的重要性
语言和语言的区别并不在于构造系统方面，所有语言都是能够适应社会现实的独立系统。当然，不同语言之间是有生命力旺盛和衰弱之分以及使用功能的区分的，同时每种语言的政治地位与官方维护力度也有所不同。作为通用语的汉语文在中国是应用性最强、最利于提高发展潜力的语言，各民族群体之间的沟通交流、现代化进程中新知识新信息的获取、经济建设的参与和投入等无一例外都离不开汉语这一通用语。因此，少数民族在留存自己母语的同时加强国家通用语的学习是符合现实需要的。首先，国家通用语的学习是提升国家认同感、中华民族认同感的重要表现。在我国当代社会生活中，汉语文已成了我国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经济领域、传媒领域、服务领域、信息领域的唯一指定标准。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文的诉求或希望持续提升，他们习得汉语的同时也将汉语使用推入了更加规范、更加标准的地位，是强化对国家通用语言的认同的过程，是中华民族认同感的重要体现（周珊，2012：131-132）。其次，国家通用语的学习和掌握是少数民族群体参加国家建设的重要途径。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具有维持族群传统文化和地域交流的社会功能，但是一旦少数民族成员成为国家建设、社会发展的重要参与者时，就必然会选择国家通用语。再次，国家通用语是少数民族群体学习现代科学技术、进行现代信息交换的重要工具。我国颁布的通用语言文字法要求，出版书籍、学校、传媒方式、信息产品等都应当使用通用的语言文字。所以，少数民族成员唯有学习并掌握通用语言才可以获得大量社会资源，进而学习掌握现代科技，更快地进行现代信息交换。最后，国家通用语是各民族之间沟通和交往的纽带。国家通用语的普及是各民族交往的联络纽带，也是现代社会中协调人际行为的重要手段。然而，对于国家通用语的学习和掌握并不是要以牺牲本族语为代价的。双语和本族语言的保留并非处于对立状态，它并不是让本族语言逐步走向衰弱的决定性影响因素。因此有必要在全社会尤其是多数人群体中普及和增强双语观念，提高他们对双语现象的正确认识，这对少数民族群体在双语状态下维护和留存本族语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多数人群体的语言观念与濒危语言的生态环境有着微妙的关系：经历了很长时间形成的主流文化的多数成员的族群，已然习惯了其他族群成员学习其语言但他们并不用接触其他族群的语言这种思维，因而他们常常无意识间忽略了双语能力的培养，进而影响其对其它民族语言文化的理解与接受，同时他们也不会在乎其它民族语言的消亡问题，无法体会语言族群处在强势语言包围中的弱势遭遇，甚至部分强势语言族群还会以言语增强弱势语言族群的语言压力。相反，若是双语现象能够成为一种更加普遍的现象，那么少数成员的族群就不会轻易在语言选择上被迫丢弃自己本族的语言；同时，若是语言文化占据主流地位的族群，其成员可以掌握现代化水平较低的少数成员的族群的语言，让语言达到一个平衡发展的状态，所有语言都能经常在各个场合中使用，那么语言就不会轻易陷入濒危的境地。
3推行双语要树立的正确观念———和谐发展
基于我国少数民族兼用母语和汉语这个客观存在的现实基础，戴庆厦（2013）提出解决国内少数民族双语问题的绝佳方式是共同发展，也就是不仅要大力维护其本族语言的延续，同时也要给他们提供更加广泛的机会接触汉语这种通用语言，一定要让其本族语言与通用语在社会交际过程中形成互补，共同繁荣。具体来说就是要树立科学的双语理念，正确认识少数民族语言活力和语言功能的变化以及安排好母语与通用语的和谐关系。
3.1坚持科学的双语理念
双语理念是对待民族语与通用语的基础性观点与手段，是民族理念以及语言理念的关键成分。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统一国家，双语现象在我国是普遍存在的，因此，正确认识少数民族的双语问题，形成正确的双语理念对发展少数民族、促进多民族团结、推动国家稳步发展十分关键。正确的双语理念的核心内容是始终遵循双语之间的平等。各少数民族语言，不管使用成员数目与使用功能怎样，都应当具备和普通话相同的语言地位，都应当受到足够的语言尊重。我国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如果由于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成员较少、使用领域较小，就忽略其存在价值，任由其逐渐消亡，就会威胁到我国的语言生态环境。至于通用语，少数民族已理解和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也应该充分尊重他们学习通用语的愿望和要求。另外，不能把族群语言只是当成汉语学习的辅助手段，虽然很多时候，进行汉语教学都将少数民族语言视为辅助性工具，但这并不是保护少数民族母语的唯一目的。除此之外，保护少数民族语言还有传承少数民族文化、满足少数民族的感情需求和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等重要作用。
3.2正确认识少数民族语言生机与语言使用功能的改变
语言生机是动态化成长过程，所有语言使用领域与功能都在持续改变着。在同一个社会里的不同语言由于客观存在的差异，在语言活力、使用功能、使用范围等方面必然会出现相互排斥和竞争的局面。尤其是在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入的当今时代，在这样的竞争当中，那些使用人口较少、使用范围受限的弱势语言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随之而来的是语言功能不断衰退，语言活力急剧下降，有的甚至走到了濒危和消亡的边缘。这是中国乃至全世界都面临的一个客观事实。但这个客观事实并不意味着人们对此束手无策，更不代表着可以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大部分的少数民族仍然以自己的母语为日常交际工具，并且他们对自己的母语感情深厚，有着割舍不断的情怀。少数民族母语既是本民族的标志性特征，同时也是推动民族文化教育发展的必然性辅助工具。因此，不能任由少数民族语言自然消亡，而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去保护和抢救它们，应该帮助少数民族群体使用和发展自己的母语。
3.3科学安排好母语与通用语的关系
所有语言都有特定的使用功能以及一定范围的使用领域。各语言之间使用功能必然会有强弱的区别，使用领域的大小也不尽相同，然而任何语言的作用都是其它语言难以取代的。少数民族母语和通用语各自具备不同的作用与功能，在各不相同的使用领域与范围内，能够发挥其本身的优势。少数民族母语在族群成员家庭或成员内部，能够传递独特的情感，发挥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是族群文化背景的独有标志；在部分传统领域内，例如民间艺术、地方文化、传统仪式等，族群语言的使用包含丰富且独特的语言内涵和历史传承，尤其是缺乏文字记载的族群语言，口语中的很多内容都是其族群历史文化的宝贵财富；族群语言的留存让那些适应自然环境的生产与生活经验顺利传承下来，特有的文化历史与传统特征也能够继续弘扬下去，上述功能是其它语言无法替代的。在当今经济迅速发展，文化广泛交融，社会不断开放的进程中，通用语言能够让少数民族族群拓宽视线，强化和外界的交流沟通，便于吸纳先进科技，从而为其提供更广阔的发展途径，这也是任何一种其他语言无法取代的功能。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母语与通用语是功能互补、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关系。
4结束语
生态环境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中古、华北、鹿、生态环境
近半个世纪以来，华北[1]生态环境的变迁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一些学者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本地区森林的分布与破坏、河流上中游的水土流失、下游河道变化以及平原地区湖泊淤废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为这一地区的生态变迁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迄止，关于先秦时代这一地区的野生动物种群及其分布的历史变化，考古学和动物学界已有一些学者作过甚有成绩的探讨，而对此后的情形虽有若干片断论说，但专门系统的研究则仍然缺乏[2]。
华北野生动物种类、种群数量与地理分布的历史变化过程，很有必要作为一个专门课题加陨钊胩教郑夥浅S兄谖颐侨嫒鲜兜钡氐纳淝ㄊ贰U馐且蛭谝桓鋈范ǖ牡乩砬蛑校吧镏掷嗉捌渲秩菏康谋浠唤鍪粲谏淝ǖ囊桓鲋匾矫妫乙彩嵌陨淝ǖ淖芴宸从场2还匀唤缰卸锏闹掷嗉倍啵颐俏薹?也无必要)一一加以考述，比较可取的做法是选择那些具有生态标志性的动物、特别是与人类关系曾较密切的大型经济动物作重点考察。恰好，关于这些动物历代记载较多，考古资料也较为丰富，这使我们有可能对它们进行较为具体的历史研究。
鹿类动物[3]，是大型陆地野生食草动物的典型种类，也是重要的经济动物。在历史上，鹿类曾对华北居民的经济生活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反过来说，华北地区鹿类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的历史变化，乃是当地人类活动改变生态环境的直接后果之一，是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历史表征。本文尽量汇集各类文献中的零碎记载，对中古即公元3—9世纪华北地区的鹿类动物及其分布情况作较为详细的考述，并对其所反映的若干生态史问题稍作推论，为开展对华北生态史的综合研究整理一点基础资料[4]。
一、中古以前华北的鹿类
为更好地说明鹿类动物与生态变迁的关系，我们先来追述一下中古以前的情况。
在农耕和畜牧出现之前，由于人口十分稀少，技术能力极其低下，采集、捕猎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干扰还十分微弱，华北生态系统基本处于原始状态，各种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尚未受到破坏。因此，远古时代这一地区分布着种类众多、数量巨大的大型野生动物，甚至还有犀、象等后来只分布于热带地区的动物活动[5]。其中，鹿类动物是一个最为庞大的家族，也是当地原始居民的主要捕猎对象和食物来源之一。新石器时代的华北虽然已有了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但捕猎野生动物仍为当地居民谋取食物的主要方式之一，而鹿类动物仍是他们最重要的肉食来源。这一情况，已为大量考古实物资料所充分证明。
袁靖曾“比较全面地收集了目前所知的我国各个地区新石器时代的54个遗址或文化层中出土的动物骨骼资料，并对它们按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分别进行了统计和”。根据他的研究，这些遗址(年代约在距今10000年至4000年之间)中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主要集中在梅花鹿、麋鹿、獐等鹿科动物[6]。笔者据其文附表资料统计，属本文讨论范围内(袁文分列为黄河中上游地区和黄淮地区)的35个遗址或文化层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中，鹿类骨骼的数量居于绝对多数[7]，一些遗址所出土的鹿类骨骼数量很大，比如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一、二、四、五期文化层共出土有167具，白家遗址出土有218具；安徽濉溪石山子遗址出土数量更多达353具；山东泗水县尹家城遗址也出土有125具之多。这些事实说明，新石器时代鹿类动物在华北的分布十分普遍，并且种群数量之大应居于陆地大型野生动物之首。
到了商周时期，黄河中下游的农牧业已取得一定，但人口仍然稀少，土地开垦尚不甚广，包括鹿类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仍有广袤的蒿莱丛林和辽阔的湖沼草泽可供栖息繁衍，因之彼时华北地区的各种鹿类种群数量众多，其中麋(即俗称的四不象)的数量最为庞大。
商代的情形，甲骨卜辞的记载可以说明。根据这些记载我们看到：在当时，捕猎野兽仍为重要的经济活动，卜辞中关于“麋擒”、“逐鹿”、“射鹿”、“获鹿”、“画鹿”、“获獐”之类的文字相当之多，可知鹿类仍是最重要的捕猎对象。据研究者统计，见于现有甲骨卜辞中的鹿类猎获数量，仅武丁时期就达2000头之多[8]，每次捕猎常常所获甚丰，猎获的鹿类常在百头以上，其中有一次“获麋”的数量竟多达451头[9]！殷墟动物骨骸出土情况证实了甲骨卜辞记载的真实性。根据古生物学家的鉴定和统计，殷墟出土的野生哺乳动物骨骸，千数以上者有肿面猪、圣水牛和麋，獐和梅花鹿的数量也在百数以上[10]。这些无疑反映：当时安阳及其附近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众多，分布密度相当高。否则，以当时的狩猎技术条件，捕获如此众多的鹿类是不可想象的。
至西周初期，这种情况似乎仍无太大变化，《逸周书·世俘解》中有一条材料记载说：
武王狩(发生在武王伐纣之后不久，在殷都附近进行)，禽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罴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麇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11]。
这可能是一次动用大批军队而进行的大规模围猎活动，一共猎获13种野兽计10235头，其中包括麋、麈(鹿群中之雄性头鹿)、麝、麇(即獐)和鹿(应主要为梅花鹿)等在内的鹿类动物8839头，占全部猎物数量的76.5%；而麋又占鹿类之中的大多数(超过59%)。尽管《逸周书》是否为信史，历来史家均有怀疑，这段文字所载是否确实也不得而知；但其所反映的情况，在相当程度上是合乎情理的[12]。
自西周至春秋时代，华北平川草泽地区仍有大量的麋鹿栖息繁衍，山丘林地中也是獐、鹿成群。《诗经》的记颂反映：当时许多地区仍有广阔的“町疃鹿场”[13]，到处有“呦呦鹿鸣”，成群的鹿觅食徜徉于苹、蒿草丛之中[14]；行人在林野发现死獐、鹿的现象时有发生[15]。其它文献也有相似的记载，如《史记》卷4《周本纪》有云：“麋鹿在牧，蜚鸿满野。”虽是一种比喻，但也反映了当时郊外多麋鹿的事实；在春秋时期，有些地方甚至仍然麋多成灾[16]。因此之故，在当时鹿类的遇见率仍相当高。据《春秋左传》“鲁宣公十二年”记载，在晋、楚邲之战(战场约在今河南郑州、荥阳一带)期间的某一日，参战士兵曾两次遇见了麋(一次有麋六头)，且有捕获。这些事实说明，在当时，鹿类特别是麋鹿，仍是常见的动物。
但是，自战国以后，华北地区人口有了很大的增加，同时由于铁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耕垦技术能力大大提高，广袤的丛林草莱不断被垦辟为农田，这使得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不断缩小，鹿类的种群数量也不断减少。因此，虽然战国秦汉文献中仍不时有关于鹿类的记载，但鹿群的数量已远不能与以前相比。从文献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习惯于沼泽湿地的麋，在秦汉时代已少见踪迹；其它梅花鹿、獐等等，也逐渐由平原向山区退避。所以战国秦汉文献所显示的鹿类遇见与捕获概率已远低于春秋以前，东部平原地区则基本不见有捕猎鹿类的记载。这些正是战国以来华北地区的生态环境，由于农业的高度发展而发生了显著变化的反映。
不过，直到中古时代，华北地区的人口密度毕竟不象晚近时代那样高，生态环境破坏也不似近数个世纪这样严重。根据各类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本区域的许多地方，特别是在西部山区，仍有大面积的树木丛林；东部平原地区还有一些水面广阔的湖沼泽地[17]。这些都给大型野生动物保留了一定的栖息场所。因此，在中古时期，华北各地山岭丛林之中仍有成群的獐、梅花鹿、麝等鹿类动物活动；麋也并未绝迹，在河流和沼泽附近，偶尔还可见其踪迹。在历次战乱和人口锐减时期，比如魏晋北朝时期，由于土地荒芜，草莽复生，包括鹿类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虽不及春秋以前那样数量众多，但较之两汉时期似乎有所增加。二、中古华北的主要鹿种及其分布
关于中古华北鹿类的直接记载虽然不少，但资料极为零碎，并且对于鹿类的种属时常记载模糊，叙述起来相当困难，更无法从统计学上作出数量说明。在此，我们仅根据有关资料，就主要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作些描述。
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大体可以分辨出，当时这一地区的主要鹿类有梅花鹿、麝、獐和少量的麋。至于其它属种，则无法断定。
1、梅花鹿梅花鹿（学名C.Nippon），古文献中或作斑鹿，可能是中古华北分布最广的鹿种，大抵各地丘陵山区多树木丛林之处，都有梅花鹿的出没。它的分布区域，可以根据当时文献中关于白鹿的记载来加以推断。
动物学表明，所谓白鹿，不过是梅花鹿隐性白花基因的表现型，是一种罕见的变异现象，发生机率极小。因此，有白鹿出现的地区，必定有梅花鹿的生息，而且其种群数量还极有可能是相当大的[18]。
从很早的开始，古人就以白鹿出现为“祥瑞”，因帝王圣明仁德所感而至。《宋书》卷28《符瑞》中说：“白鹿，王者明惠及下则至。”因之，地方一旦发现有白鹿出现，必定要报知朝廷，捕捉到了以后都要上献皇帝，至晚从汉代开始，这已形成了一种惯例[19]。以白鹿出现为“祥瑞”的观念，是虚妄的；但史书关于白鹿出现的记载，一般来说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地方官员已将捕获的白鹿上献给了朝廷，所以史书才记载了下来。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有谗谀之臣谎报的情况。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有关记载，推知当时梅花鹿的种群分布情况。
魏晋南北朝文献关于白鹿出现的记载，主要见于《宋书》和《魏书》。《宋书》卷28《符瑞》中所载，可确认属于本区者共11次，时间起于曹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终于刘宋后废帝元徽三年（公元475年）。其中言“献”者6次、言“见”者2次、言“闻”者3次。至于出现地点，该书称黄初元年有19个郡国上言白鹿出现，令人怀疑，（很可能是因其年曹丕废汉建魏、即位称帝，地方州县为了献媚，故而编造此种“祥瑞”上报，表示曹氏篡汉是“上应天命”。）其余10次，分别见于扶风雍县、天水西县、东莞莒县岣峨山、文乡县、谯郡蕲县、彭城县、徐州济阴县、雍州武建县、梁州和郁州；《魏书》卷112下《灵徵志》下所载，可确认在本区范围内者有22次，时间起自北魏道武帝天兴四年（公元401年），终于东魏孝静帝武定元年（公元543年），其称“献”、“获”或“送”者，共17次，称“见”者5次。除一次出现地点不详者，其余分别见于魏郡斥丘县、建兴郡、定州、乐陵、代郡倒刺山、相州、洛州、京师（平城）西苑、秦州（2次）、青州、司州（4次）、荆州[20]、平州、齐州、济州、徐州和兖州。
关于隋唐时期白鹿出现，《隋书》和两《唐书》没有集中的记载，《册府元龟》则记载有13次，其地点分别在华池之万寿原、骊山、麟州、沂州、九成宫之冷泉谷、济州、潞州、皇家禁苑(2次)、华山大罗东南峰驾鹤岭、皇家闲厩试马殿、亳州、同州沙苑监，以关中居多[21]。
根据上述记载可知：在中古华北，许多州郡都曾有白鹿出现，而以多丘陵山地的州郡较为频繁；处于黄淮海平原的诸州郡也时见报道。由于京畿附近常禁民间私猎，而皇家苑囿往往养有数量不小的鹿群，因此，白鹿较多出现于这些地方。这些事实说明，梅花鹿在当时这一地区曾有相当广泛的分布，在丘陵山地较多的地方和京畿附近，梅花鹿的种群数量较大，分布密度较高；东部平原地带也有不少分布。
2、麝中古华北的另一重要鹿种是麝（学名Moschusspp.）。在我国，麝有两种，即马麝(学名Moschuschrysogaster)和原麝(学名Moschusmoschiferus)。著名的香料——麝香，系麝的包皮腺分泌物，是一种具有强烈芳香气味的外激素，为世界三大动物香料之一(其它两种分别来自灵猫和河狸)。在中药学里，麝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药材。据现代药学研究，麝香对人的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能兴奋呼吸中枢和血管舒缩中枢，中医用于急热性病人的虚脱，中风昏迷和小儿惊厥等症，疗效显著。
因《大唐六典》、《通典》、《新唐书》和《元和郡县图志》等保存有较详备的唐代各地土贡麝和麝香的资料[22]，故不需太费力气，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确定当时麝的主要分布区域。据《通典》记载，在唐代，麝香被制成颗粒，诸州上贡数量自10颗至30颗不等[23]。当时除华北州郡贡麝香外，南方各地特别是山南、剑南也大量土贡麝香，说明麝香在当时是一种大量需用的药用香料，颇疑与唐代上层、特别是皇室多患“风疾”有关(“风疾”将另文讨论)。至于直接贡麝，大约是供皇家苑囿豢养并取麝香之用。
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唐代贡麝和麝香的州郡，属于本区（或部分属本区范围内）的有共有22郡，其中贡麝的有同州冯翊郡、庆州顺化郡、丹州咸宁郡、延州延安郡、灵州灵武郡、虢州弘农郡，贡麝香的有商州上洛郡、岚州楼烦郡、忻州定襄郡、代州雁门郡、妫州妫川郡、檀州密云郡、营州柳城郡、河州安昌郡、渭州陇西郡、兰州金城郡、阶州武都郡、洮州临洮郡、廓州宁塞郡、叠州合州郡、宕州怀道郡、甘州张掖郡。
一般说来，能上贡麝或麝香的地区，即有麝的栖息。由以上记载可知，唐代在燕山——太行山一线以西以北、青藏高原以东的许多州郡土贡麝香或者麝，甚至距长安不远的同州亦以麝香称贡，说明这些地区均有麝的活动栖息。但黄河下游州郡，则不见有贡麝香的记载，说明唐代麝在那些地方很少分布或没有分布。考虑到麝的生活习性特别是食性，东部地区可能一向不曾有过大群的麝。
3、獐獐，古文献亦称麇（学名Hydropotesinermis），也是中古华北的重要鹿种。相比较而言，獐不象梅花鹿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并能够提供珍贵的鹿茸，亦不似麝是麝香的主要来源，因此它在古代的声望不及于后二者。不过，獐乃为当时重要的捕猎对象和重要的野味肉食来源，分布区域也相当广泛。在古代，獐的隐白基因表现型——白獐，也被视作一种吉祥物，史家谓：“白獐，王者刑罚理则至。”[24]即白獐的出现，是帝王施行刑罚平正公允、合乎法度的一种自然感应。因此，地方发现白獐出现都要报知朝廷；如果捕获白獐，也必定上献。我们从《宋书》、《魏书》及《册府元龟》中找到与本区有关的记载共27次。具体情况如下：
《宋书》卷28《符瑞》中载有17次，其中言“献”者12次、“见”4次、“闻”1次，时间起自曹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终于刘宋明帝泰始五年（469年）；除1处记载称19个郡国上言白獐出现不可靠（理由见上文）外，其余记载所涉及的地区有：琅邪、魏郡、义阳、汲郡、梁郡、汝阳武津、东莱黄县、马头（属豫州）、济阴、东莱曲城县、济北、南阳（3次）、北海都昌、汝阴楼烦；
《魏书》卷112下《灵徵志》记载有7次，6次言“献”、1次称“见”，时间起自北魏明帝永兴四年（412年），止于东魏孝静帝武定七年（549年），出现的地区分别是章安、怀州、豫州、华州、徐州（2次）和瀛州；
《册府元龟》卷24《帝王部·符瑞》三记有3次，2次言“见”、1次称“献”，分别为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豫州）、十五年（海州）和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许州）。
据以上记载可知，当时白獐基本出现于本地区的东部，太行山脉以西则很少见，这似乎表明当时獐主要分布在本区东部。这是由于史料记载缺失，抑或实际情况即如此，尚须进一步考证。从我们所搜集到的资料看，至少关中地区还栖息有一定数量的獐，例如唐文宗开成四年四月，“有獐出于太庙，获之。”[25]这或可认为是从禁苑中逃逸出来的，不能算作自然分布。但孙思勰也曾提到：岐州有上等的獐骨和獐髓，可以入贡[26]。不过，喜于溪河水际活动是獐的生活习性，只要其它条件具备，东部湿润多水区域更适合它的栖息。这样看来，当时本区东部獐的分布较多，故白獐出现亦以东部居多，似也合乎情理。
4、麋比较麻烦的是麋（学名Elaphurusdavidianus）。如前所言，在远古至于春秋时代，麋鹿曾是东部湖沼草泽地区的优势鹿种，种群数量十分庞大。但是，随着土地不断被垦辟，自战国秦汉以后，这一地区的麋鹿日益稀见，在诸鹿之中，其种群数量和分布区域减缩最为明显，以至一些学者曾认为：西汉以后麋已在这一地区绝迹。[27]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至晚近时代，麋不但在华北、甚至在整个中国都逐渐完全绝迹，清代晚期仅北京南郊皇家苑囿中尚有少数豢养，八国联国攻进北京后，竟被洗劫一空，致使中国麋种断绝。直到20世纪80年代，始由英国乌邦寺公园引返其种，现于江苏沿海地区辟有麋鹿饲养场。在中古时代，麋在华北地区的分布已经很少，不过并未绝迹，北魏道武帝天兴五年（402年）曾发生过一场天灾，史称“是岁天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28]可见当时华北地区还有麋分布。因此，我们从一些零碎的资料中，尚可约略寻觅到麋在本区活动的踪迹。
首先，在华北北部边缘草原地带水源丰富之处，似乎还有些麋群活动。例如《魏书》卷28《古弼传》载：公元444年，魏帝复畋于山北，“大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如文中“麋鹿”乃指麋一种，则那里的麋鹿种群仍甚不小；若是“麋、鹿”两种的合记，则当地至少也还有麋的活动。无独有偶，唐·张读《宣室志》卷8记载说：侨居雁门的林景玄“以骑射畋猎为己任”，“尝与其从数十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猎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表明今山西北部地区尚有麋的存在。此外，位于陇右道廓州化城县东北七十里的扶延山中，也“多麋鹿”[29]。
内地亦见有麋的记载。如虢州、邓州、济源等地在唐代还有麋栖息。《新唐书》卷215《突厥》上云：“虢州负山多麇麋，有射猎之娱。”[30]同书卷162《吕元膺传》也说：“东畿西南通邓、虢，川谷旷深，多麋鹿……。”至于济源地区，初唐人王绩称其居住河、济之间时，“亲党之际，皆以山麋野鹿相畜。”[31]今山东高密、江苏洪泽湖一带，在唐代也有麋群栖息。前者见于《元和郡县图志》的明确记载[32]，后者则在《千金翼方》有所反映[33]。
由此可见，直到唐代，华北一些地方尚有麋活动，只是其种群数量远不能与先秦以前相比，活动区域也极为有限，与同时代的梅花鹿、麝和獐相比，数量也要少得多。这自然是因为原先最适于麋生息的东部平原沼泽地带，此时已变为农耕的中心区域，各地湖沼草泽虽未至全部淤废，但可供麋栖身之处已经不甚广；虽然山区川谷溪涧也适于麋鹿生息，但毕竟不能容纳很大的种群。三、中古华北的猎鹿和鹿产品利用
以上根据各类的记载，对中古华北主要的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进行了梳理，试图说明当时这一地区尚有种群数量相当可观的鹿类资源。为了进一步证实上述意见，以下再对中华北的猎鹿和鹿产品利用情况略作叙述。
中古文献关于华北地区猎鹿的记载甚为不少，不过主要集中在太行山——豫西山地以西地区。为方便起见，我们最好分区述说。
1、北部沿边地带华北北部沿边是草原地带或者毗邻草原，那里的野生动物资源较之内地远为丰富，故射猎活动亦比内地频繁。
文献反映，在北魏前期，都城平城以北地区、特别是今阴山一带，是鹿类及其它野兽栖息的渊薮，为获得充足的生活资源，当地居民经常性地进行大小规模的围猎活动，狩猎业甚至是北魏前期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大规模狩猎活动经常性地进行，魏王也常亲自出马。黎虎根据《魏书》统计：北魏前期5帝在位的85年间，共计出猎67次，平均每1年零3个月即出猎1次[34]，每次围猎都是收获甚丰。如公元413年，北魏明帝拓拔嗣“西幸五原，较猎于骨罗山，获兽十万。”[35]鹿类动物乃是最重要的围捕对象；《魏书》卷4上《世祖太武帝纪》更称：“神麚四年(公元431年)冬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库若于帅所部数万骑，驱鹿数百万，诣行在所，帝因而大狩以赐从者……。”虽然这一记载可能有较大夸张成分，但即使没有数百万而只有数十万，其场面也是极为壮观的；同书卷28《古弼传》又载：公元444年，魏帝复畋于山北，“大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一次围猎活动能有如此大的鹿类捕获量，对于今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说明狩猎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十分庞大惊人。鄂尔多斯沙漠南部地区，也有大量鹿群活动，猎鹿活动也是经常性的。北周时期，宇文宪之子宇文贵年方十一年，“从宪猎于盐州(今陕西定边一带)，一围中手射野马及鹿一十有五。”[36]也许这段记载有夸张成分，但如非当地有很大的野生动物种群，以一持弓小儿，在一次围猎中即能射得野马及鹿十余头，无异于天方夜谭，史书中也不能出现这样的记载。在幽州地区，鹿类动物也是重要的捕猎对象，当地甚至有人以驴子驮运鹿脯南下至沧州贩卖[37]。直到唐代，文献之中仍多记载北边地区的弋猎之事，比如张读《宣室志》卷8即记载有数事。其一云：振武军都将王含之母金氏“常驰健马，臂弓腰矢，入深山，取熊、鹿、狐、兔，杀获甚多。”又云：侨居雁门的林景玄“以骑射畋猎为己任”，“尝与其从数十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猎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如此之类，不能俱引。正因为这些地区鹿类资源丰富，当地人们猎鹿活动频繁，唐代所在地区的诸州郡有多种鹿产品上贡朝廷，除上文所列麝香之外，灵州、蓟州贡有鹿角胶，胜州、麟州贡鹿角，会州贡有鹿舌、鹿尾等等。
2、关中地区关中地区的鹿类资源一向较为丰富，由于一些王朝曾在关中设置禁苑豢养鹿类，所以当地的鹿类有不少实际上处于半驯化状态。在唐代，关中地区的鹿类资源仍然相当丰富，卢纶《早春归周至旧居却寄耿拾遗湋李校书端》诗就曾提到周至一带“野日初晴麦垅分，竹园相接鹿成群”的景象[38]；当时文献中甚至不时出现关于鹿类进入京城街市、太庙乃至直入皇宫殿门的记载，说明在隋唐时期的关中甚至长安城附近，鹿类的遇见率还相当高[39]。这可能因为当时国家对畿内百姓的捕猎颇多禁令，故鹿群可以相当自由地活动。尽管在当时民间猎鹿受到禁止，但皇帝和王公贵族则时常纵猎于荒郊旷野、射鹿娱乐，这些在当时的诗文中多有记颂，毋须具引。
3、秦岭东部—豫西山地隋唐，在秦岭东部——豫西熊耳山、伏牛山和崤山地区,即自洛阳往西南的邓、虢、商等州，都有很多鹿群分布，猎鹿活动亦相当频繁，史书记载颇多。例如唐初突厥可汗颉利归降后，常郁郁不乐，太宗为顺其物性，打算任命他做虢州刺史，因为“虢州负山多麇麋,有射猎之娱”[40]；有时皇帝也带着大批人马前往这一地区狩猎射鹿，如《册府元龟》卷115《帝王部·搜狩》载：“(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冬十月，狩于陆浑县；戊辰，较猎于韭山，上自射禽兽，获鹿及雉兔数十，令代官厨应烹之羊，尽放令长生焉。”直至中晚唐时期，邓、虢一带仍是鹿类众多，许多山民不事耕种，专以射猎为生，号称“山棚”，“山棚”常将猎获的鹿负载入市鬻卖[41]。商州地区的射麝活动，在唐诗中有不少咏颂，如张祜《寄题商洛王隐居》曾提到当地逸人野老“随风收野蜜，寻麝采生香”的隐居生活[42]；有些村落乃因居民多事猎麝而被称为“采麝村”[43]；由于朝廷土贡所迫，商州一带不少百姓直至垂白之年仍不能结束猎麝生涯，曹松在《商山》一诗中说：“垂白商于原下住，儿孙共死一身忙，木弓未得长离手，犹与官家射麝香”[44]。
4、太行山区南部太行山南部东西两侧在中古时期也曾是猎鹿的好去处。东侧的邺郡一带鹿类甚多，猎鹿之事时见记载。魏文帝曹丕与其族兄之子曹丹出猎，“终日获獐、鹿九，雉、兔三十(它书皆引作二十)。”[45]在当时的工具条件下，如果没有较大鹿群存在，以数人出猎一天即能猎获九头獐、鹿，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曹魏时期，国家曾在这一地区设置了大型苑囿，禁止民间猎鹿，致使荥阳周围鹿群成灾，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破坏，因此大臣高柔极力主张取消禁令，听民捕猎[46]。直到唐代中期，温县(今河南温县)人捕猎还可猎获到獐和鹿[47]。济源一带在唐代亦为猎鹿之所，637年唐太宗曾率队前往济源之山狩猎，所获之鹿被送往有司造脯醢以充荐享[48]；裴休兄弟在济源时，曾有猎人以所获之鹿相赠[49]。至于其西侧诸州，也颇有猎鹿的记载，比如隋代皇帝就曾在汾阳宫附近(位于今阳曲)举行围猎，随猎的杨暕“大获麋鹿以献。”[50]再往南的潞州林虑山区，也是鹿类甚多，708年8月，唐中宗曾亲自“逐鹿于潞河”[51]。
在中古文献中，我们尚未找到关于黄河下游地区猎鹿的记载，虽然不能因此认为当地完全没有捕猎鹿类的活动，但与前述地区相比要少得多大概是可以肯定的。
猎鹿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所需鹿类产品。鹿类动物遍身是宝，比如鹿茸、麝香、鹿角胶、鹿骨、鹿尾、鹿筋、鹿胎、鹿肾等等都是十分名贵的中药材，鹿皮可以加工制成各种服饰，而鹿肉则具有很高的滋补营养价值。在中古时代，鹿类产品已被广泛地开发利用，比较显著的是它们的药用，孙思邈的《千金方》、《千金翼方》，孟诜的《食疗本草》和苏恭等的《新修本草》，都十分强调鹿产品的医药价值，尤其是麝香非常广泛。不过，作为药材的鹿产品，流通区域较广，华北居民所用的未必即产自当地，故对此我们不作详述。但当地人所食用的鹿肉，则应为本地区所出产，文献中关于加工食用鹿肉的记载为数不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地鹿类资源的丰富程度。
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卷8、卷9中记载有多种鹿肉加工，如以獐、鹿肉加工“五味脯”、“度夏白脯”、“甜脆脯”和“苞牃(以鹿头为原料)”等等。此外，在当时，獐、鹿肉还可以加工酿制成肉酱，该书卷8就对采用獐、鹿肉加工“肉酱”和“卒成肉酱”的方法进行了专门讨论。在《齐民要术》有关加工烹饪方法的记载中，獐、鹿肉出现的次数远超过除鱼之外的所有其它野生动物，如兔、野猪、熊、雁、鸧、凫、雉、鹌鹑等等，这说明在各种野味肉食中，贾思勰显然最为重视獐肉和鹿肉，也说明獐、鹿肉在当时是比较常见而易得的野味食料。直到晚唐五代时期，韩鄂在《四时纂要》中仍记载有用獐、鹿肉加工的“淡脯”、白脯和干腊肉的方法[52]。这两部关于农事和日常家庭生活的著作一再谈论鹿肉的加工食用，并与牛、羊、猪肉相提并论，表明鹿肉在当时并非太难得的野味。
关于唐代上层加工食用鹿肉之事，史书记载甚为不少。唐制规定：宫廷所需肉酱的加工事务，由光禄寺掌醢署负责，肉酱种类则是鹿、兔、羊、鱼等四醢[53]。在祭祀供品中，则有鹿脯、菁菹鹿醢、葵菹鹿醢等等鹿肉加工食品[54]。除了鹿肉酱之外，当时甚至还专用鹿尾作酱，安禄山就曾向唐玄宗进献过鹿尾酱[55]。在唐代，皇帝常以赐食表示对大臣的褒宠，其中鹿肉是常赐的肉食口味之一[56]。唐玄宗天宝时期，哥舒翰与安禄山、安思顺之间发生了矛盾，唐明皇想作和事佬，趁其三人来朝之机设宴招待他们，“诏尚食生击鹿，取血瀹肠为‘热洛何’以赐之。”[57]这些事例说明，在唐代上层社会的饮食中，鹿肉食品是相当常见之物。
百姓食用鹿肉的实例文献记载虽然不太多，但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比如《颜氏家训》载：北齐时，有人用数块獐肉招待女婿，而女婿竟认为岳父真是悭吝至极，因此非常愤恨以至举止失态[58]，这说明獐肉在当时并不算是珍贵难得的美馔。隋唐之际的王梵志曾在《草屋足风尘》一诗中谈到：贫困人家食具不完，有客相过，仅能以“鹿脯三四条，石盐五六课(颗?)”相招待，也说明当时在某些地方鹿肉并非难得的珍味，所以贫穷人家也能存些鹿脯即干鹿肉[59]。颜真卿在生活穷困、妻子生病时，曾向李太保某乞讨过新好的鹿肉脯[60]。如此之类，不一一具引。
要之，在中古时期，华北不少地方捕猎鹿类的活动仍相当频繁，猎鹿活动发生的地域，以本区西北部为主，这也与当时西北部地区鹿类资源较丰富的情况基本相合。但东南部也有一些鹿类栖息，特别是在丘陵山地鹿类也还比较常见，何以这些地区不见有猎鹿的记载，尚待查证。同时，尽管中古华北鹿肉不如家养畜肉那样易得常食，但也远不象晚近时代这样稀罕，故当时文献之中还颇有一些关于鹿肉加工食用的记载，特别是指导日常生计的《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等，都专门提到鹿肉加工方法，这从另一侧面证实当时华北地区尚存在较为丰富的鹿类资源。四、从鹿类推测中古华北生态状况
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对中古华北地区的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已经取得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只是我们对于不同鹿种的分布密度，尚无法作出具体判断。这一方面是由于鹿是移徙活动的，即使在当代，也很难就某个地区野生鹿类的分布密度获得一个精确的数据，通常只能采用标志重捕法，或者统计捕获率、遇见率等等，取得一些相对数值；另一方面更由于现存中古可供利用的相关数据实不足以作这方面的尝试。因此，我们只能就总体情况概略地说，当时华北仍有不少地方存在数量相当可观的鹿类。之所以作出这样的估计，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文献有不少关于白鹿、白獐和贡麝、麝香及其它鹿产品的记载；另一方面，也因为在关于猎鹿活动的记载中，时而出现相当不小的捕获数字，而文献关于食用鹿肉的记载亦可为此提供佐证。隋唐文献不时记载有獐鹿进入长安城中、甚至闯到皇宫附近，我们可据以推测：当时长安附近、关中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甚为可观。
在界中，任何一种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衍，都是与一定的生态环境，包括无机环境和生物环境相适应的。就生物环境而言，各种动物的分布范围、种群大小和密度高低，既取决于食物资源的分布及其丰富程度，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不同动物之间复杂的竞争、共生与捕食关系的；而所谓动物，则与人口密度、经济生产方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动物种群数量的增长与减少，分布区域的扩大与缩小，绝对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对生态环境及其变化的综合反映。相应地，特定区域中动物、特别是某些典型动物的种群大小及其分布情况，也就成为判断该区域整体生态状况的重要指标。这就容许我们根据鹿类的情况，对中古华北的生态环境状况稍作推测。
首先，鹿类作为典型的食植(食草)动物和重要的经济动物，其分布范围与种群大小，既与森林、草地特别是其中可食林、草种类的分布与丰俭程度直接相关，更与人口密度、生产类型和经济活动强度（在农业主要是土地开发强度）有很大关系，人口增加、土地开发，以及相应发生的森林、草地的减少，必定会导致鹿类种群数量的下降和分布区域的缩小。从较长的时段来看，这种关系是比较清楚的。以《诗经》时代与中古相比较，前一时期人口尚少，华北还存在着广袤的森林和草场未遭砍伐开垦，鹿类喜食的植物如苹、蒿、芩之类仍很丰富，“畋猎”虽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但民俗与国法对野生动物的季节性保护还是相当严格的，所以其时华北地区还到处是“呦呦鹿鸣”的景象。但到了中古时期，森林植被状况已大不如《诗经》时代，与远古更无法相比，故鹿类的栖息范围及种群数量相应地也就小得多，曾经是鹿类优势种的麋鹿，种群数量更是明显减少。只是与晚近时代的情况相比，中古华北的鹿类资源仍可谓丰富。
仅就中古时期本区鹿类的种群数量与分布情况而言，其与自然生态和经济变化之间的相关性也有一定的显现。我们注意到：这一时期华北地区的鹿类资源，从分布区域来说，以西北山地高原区较为丰富，北部边缘地带因属草原或毗邻草原，其种群数量更是相当庞大；而文献关于其东南部鹿类的记载相对较少，且现有的记载亦大抵多在拥有山地丘陵的州郡。这些情况，毫无疑问与有关地区的农业开发强度较弱、林草地较多有关，可与森林、草原变迁的成果互相映证[61]。
进一步检核各类史书的相关记载还可发现：它们主要出自唐以前的文献，出自唐代文献的则较少。这似乎表明，中古时期华北地区的鹿类资源，存在着前丰后俭的情况。我们知道，魏晋北朝时期，北方地区长期处于战争动乱状态，人口密度一度下降到了相当低的水平，土地荒芜的情况十分严重，农业经济曾经相当低落。但这种令人慨叹的社会经济衰退，也带来了一个从生态的角度看来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后果：即自然生态环境的恢复，特别是草场和次生林的扩展。由于这种恢复和扩展，鹿类等野生动物获得了扩大其种群数量和栖息范围的机会。故此，魏晋北朝文献关于鹿类的记载、特别是关于白鹿与白獐出现的报告较多，涉及的地区也较广，连在汉、唐时期均曾是农业繁盛、人烟稠密的东南部地区，也分布有相当多的梅花鹿和獐。但是，随着这些地区的农业经济逐渐恢复并取得进一步，人口密度逐步提高，一度荒闲的林草地又被复垦为农田，丘陵山地的林木亦由于各种需求的扩大而大片地遭到砍伐，可供鹿类活动的空间再度渐趋减缩，其种群数量亦渐减少。如此一来，唐代文献关于鹿类的记载不如前一阶段多，乃在情理之中。反过来看，中古华北鹿类的种群数量、地理分布及其变化，亦正是对当时森林、草地盈缩变化的间接说明。
其次，野生动物资源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是判断一个地区自然生态环境好坏的重要标准。鹿类作为动物界中的一个族类，虽不能完整地反映某个区域野生动物资源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但仍可据之对动物种类多样性与资源丰富性作出某种推断。这是因为：其一、鹿类曾是华北最为重要的野生经济动物，自远古以来即是当地人们捕猎的首选目标，仍有较多鹿类可供捕猎，即意味着尚有众多其它可供捕猎的野生动物；其二、在各种高等食草动物中，鹿类是对生境、特别是林草地的要求比较严格的一类，鹿类的种群数量和地理分布对生态环境的改变反应比较灵敏，有较多鹿类存在，即意味着整个生态环境尚称良好，其它野生食草动物亦应较为丰富，至少在华北这样的自然环境下是如此；其三、鹿类动物是生态“食物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食物链”中，鹿及其它食草动物属于“一级消费者”，是大型食肉动物的捕食对象，数量众多的鹿类及其它食草动物存在，为食肉猛兽提供了食物条件，相应地，后者亦必定存在着一定的种群数量。
也许对当时文献关于猛兽的记载略加征引，有助于进一步阐明以上观点，并增进我们对中古华北野生动物资源的多样性、丰富性和整个生态环境状况的认识。
曹魏时期一位名叫高柔的大臣，针对朝廷禁止百姓在禁苑中捕鹿发表了一段非常耐人寻味的议论。据高柔称：由于国家禁止在苑囿一带捕猎，致使方圆千里之地，鹿群恣意繁衍，附近以耕稼为生的百姓深受其害。他非常忧虑地指出：当时“群鹿犯暴，残食生苗，处处为害，所伤不赀。民虽障防，力不能御。至如荥阳左右，周数百里，岁略不收，元元之命，实可矜伤。方今天下生财者甚少，而麋鹿之损者甚多。”[62]因此他主张放宽捕禁，允许百姓猎鹿。为了陈明利弊，他还特地作了如下的估算，称：
……今禁地广轮且千余里，臣下计无虑其中有虎大小六百头，狼有五百头，狐万头。使大虎一头三日食一鹿，一虎一岁百二十鹿，是为六百头虎一岁食七万二千头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为五百头狼一岁共食万八千头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间，是为万狐一月共食鹿子三万头也。大凡一岁所食十二万头。其雕鹗所害，臣置不计。以此推之，终无从得多，不如早取之为便也。
在这一估算中，他提到了鹿和以鹿为食的虎、狼、狐、雕鹗，其中鹿的数字特别大，一年中要被猛兽捕食掉的即可达十二万头；其它动物的数目也甚为不小：虎有600头，狼有500头，狐则多达10,000头。我们无法知晓这些数字是否是经调查所得，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其数字有很大的夸张，也并非完全是信口开河。高柔并不具备生态学知识，但他所举陈的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数量比例却是符合生态金字塔的。无论如何，至少，当时该地区栖息有数量可观的虎、狼和狐等食肉野兽这一点，是完全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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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白洋淀位于华北平原中部的河北省境内，白洋淀总面积366平方公里（大沽高程度10.5米时），是华北平原上最大的淡水湖泊，东西长39.5公里，南北宽28.5公里，淀区由143个淀泊、3700多条沟壕、12万亩芦苇主成，地貌景观以水、芦苇、蒲草、荷花为主，水体约占80%左右。荷塘渔村星罗棋布，荷花芦苇交相辉映，素有“华北明珠”、“北国江南”的美称。
一、白洋淀湿地基本情况
白洋淀的地形地貌是由海而湖、由湖而陆的反复演变而形成的，现在的白洋淀仅是古白洋淀的一部分，古白洋淀是上承九河（唐河、府河、漕河、瀑河、萍河、潴龙河、孝义河、杨村河及白沟引河）下通津门的水乡泽国，史称西淀，到明弘治（公元1488年）之前已淤为平地，因此也称“雍奴泽”。正德十二年间（公元1517年）杨村河决口，形成九河入淀之势，淀水浩淼，势连天际，故改称白洋淀。
白洋淀地处京津石腹地，位置独特，有“九河下梢”之称，丰水季节，白洋淀可大量容量纳上游下泄洪水，按水位8.5米计算，白洋淀可蓄水3.5亿立方米，这对于缓洪滞沥、涵养水源，保卫京沪铁路和华北油田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白洋淀水面辽阔，每年蒸发和下渗约2亿立方米，巨大的吞吐能力对于保持空气湿度，调节周边小气候，减轻北京地区的春季风沙意义重大。
白洋淀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内陆湿地，也是我国北方最具代表性的淡水湿地之一，有着非常典型的湿地特征，物种资源十分丰富，有“物种基因库”的美誉，淀内野生鱼类54种、鸟类193种、浮游植物406种、浮游动物26种、在维持生态平衡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白洋淀湿地管理现状
为了加强白洋淀湿地的保护，2001年11月，经河北省政府批准，白洋淀成为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总面积366平方公里，包括四个核心区，，分别是烧车淀、大麦淀、藻榨淀和小白洋淀核心区，核心区总面积97.4平方公里。2004年安新县成立白洋淀湿地保护区管理处，负责白洋淀湿地的生态保护。开展了湿地科学考察工作，联合省内高校和科研院所对白洋淀进行了湿地资源摸底调查40多次，取得了原始数据200多个，建立了湿地鸟类档案。加强了对生态区破坏行为的检查，严厉打击非法捕猎、毁苇造田、滥采滥摘的行为。加强生态湿地的宣传教育，使淀区群众的生态保护意识显著提高。
近年来，国家、省、市对白洋淀的生态保护与恢复也非常重视，加快了上游市县的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强化白洋淀生态补水等工程。
1991至2007年，国家水利部门先后18次对白洋淀生态补水，总计9.76亿立方米，尤其是2004年实施的“引岳济淀”生态补水工程和2007年实施的“引黄补淀”工程，使白洋淀蓄水量增加，淀区水位提升到6.5——7.5米左右，水面开阔，水质变好，许多鸟类、鱼类重现白洋淀（针尾鸭、罗纹鸭、环颈雉、文须雀、黄腹鶺鸰、中华鳑皮、鳝鱼等），芦苇、荷花等水生植物长势优良，白洋淀生态环境开始改善。
然而,要使白洋淀生态环境完全恢复,生态功能发挥到最好的水平,淀区水位应保持在7.5——8.5米，少量的补水对长期缺水的白洋淀来说几乎是杯水车薪，缺水的问题仍然不能得到根本保证解决。水位的降底使淀底逐年抬高，许多地方淀底已经裸露，湿地变成荒地，村民们把这些干涸的荒地改造为农田，种植小麦、玉米等作物，造成了
湿地面积的减少，据粗略统计，十年来，有将近5万亩的湿地被改为农田，占白洋淀总面积的10%。湿地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
三、白洋淀湿地规划与建议
（1）依法补水，保障水源。白洋淀水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自然降雨，二是上游补水。1995——2005年，白洋淀流域平均自然降雨量仅为524.9mm,尤其是近几年来，降雨量更是低于平均水平，远不能满足白洋淀生态功能的需要。白洋淀上游的9条入淀河流中多数已断流，也仅有府河和孝义河有少量水流入白洋淀。应急补水可以缓解白洋淀缺水的问题，但由于白洋淀水分耗损巨大，每年仅蒸发和渗漏就达2亿立方米，（照此计算，一年不补水，白洋淀就会干淀），短期的补水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要使白洋淀水位应保持在7.5至8.5米，发挥出最佳的生态功能，应该建立长效的补水机制，实行依法补水，定期补水。每年补水量要达到3亿立方米以上。
（2）加强上游河流污染治理。白洋淀水体污染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上游污水。目前，白洋淀上游主要有府河（保定市生活废水），漕河（满城县造纸厂工业废水），孝义河（蠡县、高阳工业废水），3条河流注入白洋淀。入淀水水质不达标，导致白洋淀水体恶化。
（3）健全机构，强化管理设施。白洋淀为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与2市5县接壤：保定市的安新县、容城县、雄县、高阳县，沧州市的任丘市，其中85.6%的水面在安新县境内。各市县政府在白洋淀管理方面，政策不同，措施不一，没有做到统筹规划管理。
（4）加强宣传，提高群众生态保护意识。生态环境保护宣教工作重点抓好两个方面：一是深入保护区周边个乡镇、村进行宣传，发放宣传材料，入户宣讲湿地保护区法律法规，宣传白洋淀湿地的重要功能和作用，大力度宣传湿地生态科普知识，提高生态保护意识。以报刊杂志、新闻媒体为载体，向国内外广泛宣传白洋淀湿地保护的重要意义，提高白洋淀湿地自然保护区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5）实施淀底清淤工程。白洋淀处于华北平原低洼地区，多年来上游大量泥沙流入白洋淀，沉积物逐年增多，淀底、河床抬高，一些河道行船都十分困难，加之水草腐烂后沉淀水底，淀水含磷含氮化合物超标，水体富营养化程度日趋严重。
（6）实施人口搬迁，缓解淀区自身污染。白洋淀有水区村39个，人口约10万人，其中纯水区村15个，人口约5万人，这些村庄平均每天生产生活拉圾约12吨，生活废水7吨，大部分直接排入白洋淀，超出了白洋淀的自净能力，是水体污染的一个因素。解决白洋淀自身污染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实行人口搬迁，首批应该重点对15个纯水区村的5万人口进行搬迁。同时，改变水区群众织席扒篓、打鱼摸虾的传统生活方式，通过转移或输出老动力的方式解决搬迁人口生计问题。
（7）过度开发旅游，破坏生态环境。现在开发了农家乐、鸳鸯岛、白洋淀博物馆、荷花淀大观园、渔人乐园、元妃荷园、休闲岛、民俗村观光景区、白洋淀文化苑、白洋淀码头、明珠游乐园等人工建筑是必对湿地环境保护造成破坏。对白洋淀鸟类和生态环境造成不可想象的结果。解决白洋淀湿地保护区私搭乱建，严格控制保护区项目的审批，对不符合保护区建设的项目一律不批。
生态环境论文范文篇9
所谓低碳经济指的是以可持续发展这一理念为指导，通过新能源开发与利用、产业结构调整、制度及技术创新等途径，以达到减少高碳能源的使用以及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低碳经济”是一个先进的概念，有助于减缓和控制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对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言具有相当积极的现实意义。农业金融生态环境是为农村经济生存和发展提供包括资金融通在内的一系列金融服务的所有金融机构，和农村经济有关联的诸多因素彼此作用和相互交融而产生的一种具有动态特点及一定均衡性的综合系统。
二、低碳经济时期河南省农业金融生态环境现状
1.农村金融机构稳健运行，综合实力不断提升
现阶段，河南农村金融机构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如农村商业银行等），另一类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如各种农村资金互助社等）。2013年，河南省农村金融机构无论在资产规模方面，还是在利润方面，均呈持续上升趋势，银行业机构体系被注入了新的活力，机构个数明显增多，从业人员也稳中有升。2013年，河南省小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额为8078亿元，较2009年上升3730亿元；河南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为411亿元，较2009年上升253亿元。
2.创新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持续提升
以农村金融创新示范县（市）争创为代表的诸多活动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地方政府投身农村金融创新工作的积极性，不仅打开了创新思路，而且改善了县域范围内的金融生态环境，使得农村金融服务质量不断上升，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本省“三化”协同发展中所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截至2012年末，河南省农村金融领域的8大类产品等获得了全方位的推广，在省内的1874家和农业金融有关的网点中得以尝试，不仅实现了金融产品多样化，而且实现了服务对象层次化，同时还实现了参与主体多元化等基本目标。值得一提的是，涉农贷款余额稳步增长，为2008年的2倍。
3.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断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2011年，河南省颁布和实施了《河南省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评价办法》，选取以行政服务环境为代表的诸多视角对辖区内的109个县（市）所取得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成效予以全面且客观的评价。2012年，河南省初步建立了省辖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县域评价制度予以进一步完善，使得全省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前进了一大步。截至2013年末，河南省的征信系统初见规模，已经为本省4554万自然人建立了与之对应的信用档案。
三、低碳经济时期河南省农业金融面临的低碳困境
1.农村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偏低
河南省属于传统农业大省，在推进现代农业的进程中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仍旧以家庭式自给性生产模式为主，因而在农业生产和发展中缺乏足够的竞争力。就农业生产条件而言，缺乏和现代化农业有机匹配的基础以及保障性设施，所以，农业生产表现出极为显著的弱质产业特征，甚至可以认为农业风险无处不在，上述问题将会给农民贷款带来直接且严重的阻碍。最近几年，部分地区的农村信用社在支农工作中，将支持重心放在了“大户”（如种养业大户等）身上，然而相当一部分地区由于农业产业化经营较晚，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大部分农民仍旧从事着分散形式的农业生产活动。这种家庭式小规模农业经营模式很难获得当地金融机构的资金和政策的倾斜。
2.法律环境有待完善
对于农业金融生态环境而言，法律制度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保障，同时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现阶段，农村金融法制环境尚存在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基础薄弱问题尤为严重，给农村金融生态的正常运行和高效运行带来了诸多不利的影响。首先，农村法制建设起步较晚，以农户这一群体为主的债务人由于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制约法律观念较为淡薄，因而人为逃废债等不良状况屡见报端，如此一来，给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的债权保障问题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其次，与农村金融组织相关的立法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金融组织的建立和进一步发展。
3.社会信用体系尚不健全
对于农业金融环境建设而言，“诚信”是其基本内容与核心内容。而在河南，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在速度上还无法跟得上经济发展的脚步，伪劣产品、虚假广告以及价格欺诈等诸多不讲信用现象层出不穷，给市场的正常秩序带来了极大的干扰，一方面有损河南的健康形象，另一方面对全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严重制约。究其根本在于信用立法工作相对滞后，信用评估程序不严，社会整体缺乏足够的信用意识。社会信用的严重缺失，在很大程度提高了商业银行的运作风险，使其有钱不敢贷，与此同时，企业和农户缺钱借不着，并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给全省农业金融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阻碍。
4.农村金融产品种类单调
农村金融产品相对偏少，金融服务种类仅有少数的几种，部分地区甚至只有存款业务和贷款业务，中间业务少之又少；农民贷款难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最近几年，农村信用社虽然在积极尝试诸如小额农贷发放办法，然而受当前管理体制的制约，贷款程序仍旧十分复杂和繁琐。与此同时，受农村融资渠道狭窄的制约，部分地区的农村信用社甚至处于垄断经营地位，因而在审批方面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在处理农户贷款业务时经常采取利率上浮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农民获取贷款的成本；农户很难获得大额贷款。农村资金需求规模不断增大，现阶段的小额度贷款越来越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如此将会对农业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产生十分不利的负面影响。
5.业务和管理人才缺乏
对以村镇银行为代表的诸多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而言，由于起步相对较晚，仍旧属于新兴事物的范畴，因而人们对其了解还不够全面与深入，所以，这一类金融机构在引入人才方面仍旧面临一定的困难，如目前急需的业务以及管理人才很难引进，因而更多的情况下，仅能通过内部培训或者以老带新等方式来暂时缓解和应对专业人才短缺问题。由此可见，业务以及管理人才的缺乏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此类金融机构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以村镇银行为代表的诸多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日常业务的处理中，没有人手和时间对本机构的长远发展进行科学规划，导致其发展之路堪忧。
四、基于低碳经济时期农业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措施
1.推动农村经济体发展，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奠定基础
河南省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表现出来的一系列问题中，最为关键的还是农业本身的弱质性问题，而最根本的措施便是推动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核心在于不断提升农民的经济实力，一方面要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要强化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现阶段，国家特别重视“三农”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且有效的措施，包括降低税费负担，提高种粮补贴以及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向城市的输入等，明显提高了农民的整体收入水平。在不断强化支农力度的同时，国家还积极强化农民抵御各种农业风险的能力。首先，改变农民生产长期存在的分散性问题，从而规避传统市场交易过程中的弱势弊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理念和模式为农民生产模式的转变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政府有必要在法律、政策以及资金等诸多方面提供帮助，大力推动不同形式的产业化组织模式的建立、发展和创新。其次，为农民生产提供最先进的技术以及最新的市场动向，从而强化农民对市场的适应能力。再次，应建立健全以农业保险制度为代表的相关保障制度，从而为农民的生产活动保驾护航，有效抵御来自自然和社会的各类风险。
2.加快法制建设进程，为农业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工作保驾护航
在推动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不断优化的工作中，法律制度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一，应重视并推动与农村经济金融建设有关的立法工作，对以《物权法》为代表的一系列法律法规进行不断地修订与完善。以《商业银行法》为基础，结合农村金融的发展现状，尽快制定和实施《合作金融法》一类的法律法规。第二，应积极宣扬依法行政的理念，并真正落实到位。在开展农业金融事务的工作中，应认真履行“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原则，作为地方政府应积极扭转自身的地方保护主义思想，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第三，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处力度，进一步加大违约成本，从而严厉打击以逃债、赖债以及废债为代表的各种失信行为，从而有效维护守信者的各项合法权益，彰显法律的严肃性和威胁力。最后，应大力推动农村金融市场的进一完善，通过市场机制来惩处那些失信者，从而规范他们的行为，使其自觉遵守相关原则。
3.做好社会信用环境整治工作，构建一个理想的社会信用体系
首先，应重视并加快地方金融立法。不断强化执法部门执行能力，有效落实各类金融案件的侦破等工作，从而保护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不受非法侵害，进而起到维护农业金融生态环境稳定的目的。其次，应重视并加强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健全，积极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信用文化氛围。大力支持企业以及个人征信系统建设和完善，采集企业以及个人的信用信息，并加以整理，从而有目的且有计划地将质量检验信息、缴税信息以及案件判决信息等详细统统纳入企业以及个人征信系统，为金融机构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更多、更有效的信息支持。再次，应建立健全守信激励以及失信惩戒机制。对信用表现良好的市场主体，政府有关部门在诸如项目审批等一系列工作中予以优先考虑，金融机构在授信额度、期限以及利率方面予以一定幅度的优惠；对于那些信用较差的市场主体，一方面应借助新闻媒体等方式进行曝光，同时联合各金融机构对其进行相应的信用制裁，另若其不讲信用给社会带了损失，司法部门应根据法律法规追究其法律责任。
4.创新农村金融产品，积极推出符合农村市场需要的中间业务
首先，创新支持土地流转信贷产品。大力推行国家颁布的惠农政策，选取那些实力雄厚、影响力大、思路开阔的农村土地流转大户为主要的扶持对象。其次，创新大额支农贷款产品。立足于本省粮油生产等支柱产业，对农村信贷投向进行优化调整，大力扶持粮食生产大户等的发展，加大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最大限度地发掘他们的模范带头作用。再次，创新小额支农贷款品种以及贷款方式。除去常规的农户联保贷款之外，还可以适当推出一些新型贷款，如大学生返乡创业贷款等，以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在贷款方式上，建议采用农户小额贷款“一卡通”的做法，将农户贷款和银行卡有机地捆绑在一起，在授信额度方面采取“一次授信、分次使用、循环放贷”的管理办法，如此一来，能够最大程度保障随用随贷，使得贷款更加效率和方便。立足于“三农”经济中“生产→供应→销售”不同环节的金融需求，提供结算等一系列金融工具以及产品，从而满足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群体的农村金融的实际需求。
5.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为农业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提供人力支持
生态环境论文范文篇10
当前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创造力良好的物质条件与经济基础，各种现代的信息技术手段层出不穷。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需要面临更为严重的生态环境监测和保护问题。遥感技术尤其是卫星遥感技术近些年来在环境监测中得到了有效的运用，国际遥感技术研究水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本文结合当前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与保护的现状以及遥感技术的发展状况，对遥感技术在生态环境监测和保护中的应用进行分析。
2我国当前的生态环境监测与保护
2.1发展现状
随着近些年来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科研技术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为生态环境监测提供了一套科学可行的技术支持，目前国内也逐步建立起立地球动态观测信息网络，同时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并相继在新疆、内蒙等地区建立起了生态站，为我国将来一段时间生态环境监测和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保障。
2.2发展趋势
通过以上对于我国当前的生态环境监测和保护现状分析来看，虽然我国当前在生态环境监测与保护方面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例如技术上比较滞后、管理制度跟不上、人员能力水平存在不足等等，即使如此，但整体趋势是向前发展的。未来该工作的发展趋势应是在地面监测技术与3S技术相结合的基础上，实现由当前的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到生态风险以及早期生态环境预警和保护方面的转变。当前我国部分城市已经开始使用遥感技术对生态环境进行监测与保护，这些先进的技术手段必将对我国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起到良好的推进作用。
3遥感技术的原理及应用领域
3.1基本原理
遥感技术主要是利用安装在遥感平台上的传感器，对被监测物体定时、定量的发射不同的电磁波谱，并对其所反射回传感器的电磁波谱进行接收和记录，在经过地面处理后还原成原始图像，从而进行各项研究工作。其中运用的传感器是指安装在遥感平台的用来探测地面物体电磁波的仪器，对于不同的研究项目，当前已经研究出了多种多样的电磁波谱传感器。利用传感器对于各种物体在可见光以及红外线和微波范围内的电磁辐射的探测和接收，并经过一系列较为复杂的技术处理，将其提供给不同的用户，方便其开展工作。
3.2应用领域
（1）资源遥感监测
资源遥感监测在资源类别上可以将其划分为土地资源、水力资源以及其他方面的资源监测。世界各国在发展过程中都需要强大的自然资源作为后盾，因此资源遥感监测有着重要的意义。遥感技术对于我国石油资源开发、矿产资源探测以及五年计划期间的各项工作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促进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也是我国目前不断重视的原因。
（2）农作物监测
遥感技术对于农作物的监测主要是利用卫星传感器所发回的传感数据，在地面工作站的加工处理后，对农作物的产量指标进行估算。另一方面，遥感技术还能对小麦、玉米等农作物的病虫害情况进行遥感监测，有利于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加强农作物的管理力度，从而减少其带来的经济损失。
（3）气象监测
遥感技术在我们生活中最为常见的应用就是我们经常接触到的气象预报，其与我们日常工作和生活息息相关，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容，为人们的带来极大的便利，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向前推进，气象预测方面将会更加准确，可靠性也会逐步增强。当前我国应用于气象观测和预报的卫星主要是自主研发的风云系列气象卫星。
（4）地质灾害预测
卫星遥感技术对于地质灾害的预测，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免地质灾害等带来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比如天气预报中提到的暴雨可能会引发的泥石流灾害等，但是遥感技术在此领域的应用还处于摸索阶段，技术基础相对较为薄弱。不过相信在未来发展过程中，这方面的能力会持续增强，技术上的差距也会不断缩小，为地质灾害预测提供更加科学准确的预测详情。除此之外，遥感技术在军事领域、国防领域以及太空监测领域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
4遥感技术在生态环境监测与保护中的具体运用
4.1在大气状况监测中的运用
由于当前不断恶化的环境问题以及越来越严重的雾霾现象，人们对于空气质量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各国政府也在进行着相关研究工作，希望能通过有效的手段改善当前大气污染状况。遥感技术通过对大气中臭氧层、温室气体以及大气气溶胶含量等指标的监测，实现了对大气污染状况的实时监测，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通过对监测到的信心处理，及时的传递给气象部门和相关部门，便于人们做好防范和补救处理工作。
4.2在水体污染监测中的运用
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资源，水资源对我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当前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水资源匮乏问题，还有相当严峻的水体污染问题。我国拥有着众多的河流及湖泊，对于这些河流湖泊的监测使用人工监测的方法所要耗费的各种资源相对较多。卫星遥感技术通过多光谱频道，能对水体进行多方位监测，从而对水质作出优劣评价，方便于水体污染的监测和治理工作。遥感监测对水体污染的主要监测指标有水体悬浮物、水体温度、色度以及可溶性有机物的监测等。
4.3在固体废弃物监测中的运用
在城市发展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遗留下一些废弃物及城市居民生产生活垃圾，对于当前城市现代化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来说，对这些固体废弃物的妥善处理相当重要。遥感技术利用对遥感图像上的色、形、影等解译处理，能够较为直观的呈现出城市固体废弃物的分布状况、数量以及类型。从遥感技术手段中获得的这种高分辨率图像，能使我们更加详细的对固体废弃物的面积及总量进行识别，有利于其处理工作的开展。
5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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