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春节前后短短几个月里，一批镇江“老三届”的初中生，先后被安置在姊妹桥插队落户。
刚到乡下，我们被分散在队干部家搭伙，一日三餐，饭来张口。安云和建生姐弟俩，借居在村东贫协组长开富家低矮的东厢里。我和智森，分在政治队长长明家搭伙。长明夫妇生有6个女儿。他家人口多，劳力少，年年超支。那年，大姑娘小红芳龄16岁，出落的亭亭玉立。我和智森也很知趣，每晚帮小红刷过锅碗，便高一脚低一脚地摸到村上学校的教室里，搁床铺被褥睡觉。
姊妹桥村，不出三十户人家。除去哪所小学，连半块砖头瓦片都很难找着。清一色干打垒的土墙，茅草的屋顶，再围起木栅栏，就是一户农家小院。
茅草房朝南那面檐墙上，会留出几个透气的小窗洞。窗洞上嵌着上下左右16个榫头的木窗框，窗框中间装有多根竖杆。因为不装窗扇，赶上狂风暴雨的天气，便随手捡块木板或是塑料布，临时遮挡一下。
年关将至，一场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地从傍晚一直飘到第二天的清晨。银装素裹的小山村子里，连狗踩的脚印都没有。老乡们窝在各自家里围着烤火盆，男人炖肉烫酒烧茶，女人拾掇着针头线脑，孩子们则尽情地嘻哈撒欢。我只能蜷曲在薄薄的被窝里，遐想有家的温馨。
过完春节。县知青办把每人120元的建房款和0.3立方米建房木材，一并拨给生产队。我父亲领着生产队长老鲁，拿着公社的介绍信，到地区建材公司特批了1200块洋瓦。在运输公司当调度的国平他爸，想方设法把瓦从镇江砖瓦厂免费送到姊妹桥。
盖房子那些天，生产队几乎天天开早工。上山放石头、去窑场挑砖、从卡车上卸瓦、到稻茬田里切土坯……。社员们就像自己家盖新房似的忙前忙后。进宅那天，安云的妈妈，国平的爸妈，永安的大哥，各自带着镇江家里烧的菜，赶到刚刚落成知青屋。国平妈妈屋里屋外边转边念叨：“谢天谢地，孩子们总算有个安身地方了！”
知青屋四间两披。前临村道，后依荒山，东面是一片苍翠的竹园，西边紧挨着生产队的碾场和仓库。安云姐弟俩住东边那间。我和智森、永安、国平、德先5人住西边的两间，堂屋里堆放农具和杂物。那阵子，知青屋成了风靡乡里的样板房，公社和大队陆续来搞过几次现场观摩。
知青屋里，除去水缸米缸和大灶，就剩几张竹床面搁在土坯垛上的铺。我们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在梁上栓起吊环，锄头把穿上小磨盘变成石担子，还就地取材在大门外竖起单杠和双杠。队长老鲁七窍生烟地大骂我们说：“有力气，不好好干农活，一群小流氓！”
搬进了知青屋，各种各样的困难接踵而来。从柴米油盐到一日三餐，都得自己料理。烧锅用的柴火，你得腰间别两把镰刀，肩上扛根冲担，自己上山砍，自己往家挑。我们连田埂山道还没走稳当，岂谈上山砍柴呢？无奈之下，大家“众人拾柴”。无论走到哪里，枯枝竹根烂树桩，统统拣起来捧回家烧锅。
听大队会计说：“我们知青点盖房子把木材指标用超了，就不能配水桶和粪桶。”于是乎，隔三岔五去邻居家借桶挑水，人家嘴上不说，心里嫌烦，自然也没有好脸色。从洗脸洗脚，到煮粥烧饭焐汤罐，哪件事情又都离不开水。思来想去，干脆拿脸盆一趟接一趟地到塘里舀水往家端。这一端，也就变得习以为常。
反反复复地在屋后那块空地上，试着种些耐旱的瓜菜。因为没有粪桶，生产队没给知青户安粪缸。整天望眼欲穿地盯着那块地，因为缺肥，就是不见那些瓜菜有起色。心怀怜悯的婶子和大嫂们，偶尔会给我们送点自家多余的蔬菜。除此之外，在饭锅上炖碗蒜花鸡蛋羹，便是奢侈。
起初，每人拿出等量的米，一日三餐凑在一口锅里烧粥煮饭。舀粥有干有稀，盛饭有先有后，夹菜的筷头子有大有小。几个人合用一盏煤油灯，谁都想把灯放在自己的床头，看书亮堂些。俗话说：心无完美，各有芥蒂。最终分灶吃饭替代了一口锅里搅马勺的那些是是非非。
一次次地经历推荐招工或是上大学。争先恐后的欲望，心照不宣的竞争，莫名其妙的落榜，无中生有的猜妒，彻底撕裂了知青之间原本就十分浅薄的相互怜悯。那颗立志务农的心，随之被一次次地撼动。那帮知青兄弟野猫拖鸡似的潜回城里，干点临工杂活，养活自己。心高气傲的我，却坚守着那空落落的知青屋五个春夏秋冬。
1979年，插队在姊妹桥的知青，全部返城安置后，知青屋被生产队卖给了我们的老邻居李长山。长山的两个儿子，先后在知青屋里娶妻生子，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1997年的春节，丢官闲赋的我，特意重回姊妹桥的知青屋里小住。跟乡亲们一起去田间地头看越冬的小麦和油菜；一起翻山越岭去撵兔子和山鸡；一起灶上锅膛忙着煮饭烧菜。喝酒品茶之间，一起笑谈那些年的乡村过往。
2016年，服从仑山蓄能电站建设的需要，整个儿姊妹桥村被拆迁了。知青屋的那些记忆，依然刻骨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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