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过年
文/陈久麟
今天大年三十，今晚人称除夕。
我们过年，过的就是大年三十。福州话称“过年”叫“做年”，或“做岁”。
前几天聊小年，提到小年有“官三南四船五”的说法，也就是过小年有“廿三、廿四、廿五”三个不同的时间。
那么过大年呢？似乎应该只有一个答案，即“大年三十”。
然而，也有例外。
当年我在三明工作，每到过大年，都抢在除夕之前挤火车回老家与父母亲友团圆“做岁”。
有一年，因为单位团拜定在“初一”，我选择初三回老家。
原以为正月初三出门的人不多，没想到也是满满的一火车，听普通话口音，多是莆田人。我与座位对面的莆田客聊天，他说，他们都是赶回去过年的。我诧异？他说，他们老家风俗习惯是正月初四过年。原来，早在明朝戚继光抗倭时期，日本倭寇就在我福建沿海作恶多端，制造许多惨案。那年正是大年三十，倭寇在莆田沿海地区烧杀抢掠，害得当地人无家可归无年可过。直到军民同仇敌忾赶走倭寇，乡亲们才重新回家过年，这时已是正月初四。牢记血海深仇啊，从此莆田人以“正月初四”作为过年，直至今天，演袭成了习俗。
用现在的话说，那是利用传统节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绝对的正能量！如果放在疫情肆虐的今天，这叫“错峰出行”，也是颇具现实的意义。
那天在火车上，我第一次知道了原来过大年还有不在“大年三十”的。
不过中国这么大，有些例外也是正常，或许还有其它的例外，只是我们孤陋寡闻罢了。
说到回家过年，我们这一代应该都有特别深刻的感受，尤其在那千辛万苦的回乡路上，这种感受甚至是刻骨铭心。
以前从三明到福州，水路不通，公路走几百公里国道，有时一天还到不了。最方便的当然是火车，火车沿着闽江岸边，过桥穿山洞，路程缩短了不少。当时的绿皮车有厦门的有龙岩的，都是过路车。车还分快车慢车，快车到福州得七个小时，慢车则要9个小时。其实时速差不多都是五六十公里，只是快车停的站点少。火车票价格如今说来没人相信，卧铺也就五块多人民币。
如果是平时出差，我一般选择坐晚上的卧铺，睡一觉，赶在天亮到达省城，正好办事。但过年不一样，不仅卧铺一票难求，就连站票也还得七拐八弯的托人。
上车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我相信有过相同经历的人一定终身难忘。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才恰如其分，说跟打战一样逃难一般惊心动魄也不过分。
火车站工作人员通常提前半个小时就把乘客放进站台，坐车的加送客的（送客得购站台票），黑压压挤满站台。
火车徐徐进站尚未停稳，人们就不顾一切蜂拥而上。有人攀上车窗，然后大声呼唤车下人把行李塞进车厢；再一个从车窗挤入，再如法炮制，再再……吆喝声、叫骂声、甚至还有哭喊声，每一个车厢几乎都是这样，工作人员无法制止也就无可奈何，只能隔岸观火似的。
我是无论如何爬不上这样高度的车窗，只能走正门。正门早堵死了，上的上不去，下的下不来。到点，火车照样“赫赤赫赤”缓慢启动，误点下不了和上不了是经常发生的事。
有一次特别惊险，我是刚挤入车门，门就关上了。我卡在门口动弹不得，旅行袋仅抓住一根带子，整个袋子也不知落在何方。还好半个多小时后到了下一站，经过下车上车一阵调整，身子终于挪到厕所旁边，旅行袋也挪到自己胯下。厕所味虽然不好闻，但比呆在厕所里的那些个感觉还是好受一点。有时我也惊叹人的耐力与适应力，整个行车过程七八个小时，却没有看到谁喊内急。就这样，我在厕所门口一动不动站到终点，没有机会再挪半步。
这次回家过年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或许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大家都似曾相识。
人啊，有时也奇怪，当年那样艰难，年却过得有滋有味，每每向往每每怀念。这年味，兴许就在旅途中，就在父母身旁，就在老宅童年伙伴那。
如今有了高速，有了高铁，但父母没了，这年味好像也没了着落。
曾经在网上看到一张图片，题图文字很是震撼：“肩上扛着家庭，嘴上叼着自己，手上牵着未来。”
这照片的情境与过年无关，但不知为什么，让我想起的却是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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