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凉的黄昏岁月
文淳是我的大伯。对这个大伯，我有点理不清其中的关系。他不是我爷爷奶奶亲生，也不知他父亲是谁，在我出生时就从未见过，可能年龄老了早离开了人世。可能他的父亲或爷爷和我爷爷或祖父沾点兄弟血缘关系吧。至今我都未理清其中的血缘关系究竟如何。但这不影响我叫他大伯，因为父母要求我这样叫，我的亲兄弟和堂兄堂妹也都这样叫他。叫着叫着，我们也把他当作亲的大伯来看待，似乎这样我们就真的有很亲的血缘关系一样，成为了一个大家族的亲人。过年时，作为一个大家族的族人，我们都是一起去给其他家族的人拜年。
文淳大伯年龄比我父亲和亲大伯要大不少，至少在二十岁以上，因为在我小的时候，他都开始在慢慢老去，没几年工夫，他的头发都白了。试想，一个头发都开始白了的人，自然而然成为了老人序列。同样是大伯，他比我亲大伯也就是我父亲的亲哥大那么多岁数，让我无法想象，百思不得其解。但不理解归不理解，他依然是我的大伯，我们依然大伯大伯叫着他。
听父辈讲，我这个大伯，年轻时有很多传奇故事。一个是他年轻时，是我们生产大队的队长。那时我们这个偏僻的小山村能出个生产大队长，是非常了不得的。那时的生产大队人口很多，基本没有外出打工的，都窝在农村，全大队有两三千人，在这么一个庞大的人群中，能脱颖而出，凭本事当上生产大队长，肯定不是一般的人物。听村里人讲，当上生产大队长的大伯，因手中有不小的权利，可以掌控很多大事，甚至很多人的命运，很神气，很风光。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拥有很大权力的大伯，本村的村民似乎对他印象不是很好，听说在他当生产大队长那几年，却没有为村庄办几件好事，做几件让村里人沾光的事。那时我们的村庄依然穷的可怕，穷的掉灰。我不知道那时的大伯是不是百姓口中的好官，能坚持原则，秉公办事，不滥用手中的权力，还是压根不想为村里人办点好事实事，还是有其他不可知的原因。这些无从考究。反正，在村里人眼中，对他的评价不高，个别人甚至嗤之以鼻，在谈论到他的时候冷笑一声。但是后面发生的事情，出乎了村里人的想象，就是这样一位很严肃很少言笑，看上去一本正经、两袖清风的人，最后却锒铛入狱，吃了牢饭。
听村里人讲，大伯好像犯了贪污行为，挪用了生产大队资金，用于何事不得知，最后东窗事发，生产大队长肯定当不成了，还吃了几年牢狱饭，关在隔壁县一座监狱里。听到这个消息，大部分村民有所惋惜，毕竟我们村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在本地当官的，以为有所依靠，指望他能为村庄或个人办点好事，最后却犯了事，依靠和指望一下全没了，但个别村民有点幸灾乐祸，心想他在位时也没为自己办什么好事，还不知道他贪了多少钱呢，这样的人，就该去坐牢，该去里面接受一下教育，吃吃苦头。村里人就是这样，对同一件事，总是有不同的看法、评价和观点。
出狱时，原本一头乌黑头发的大伯，似乎一夜之间，全变白了，整个人都变了样，消瘦了很多。但大伯个子高，一米八左右，没一丁点他那个年纪人的驼背现象，身体笔直修长，身上散发出来当官人的气质依然存在，举止投足间流露出的逼人威严还在，因此，整个人看上去还很健朗，精神头还在。
回来后的大伯，很少和村里人交流，生怕不经意间交流出对他不利的东西，也很少出门，大部分时间窝在家里，不知道在家里干什么。因为他家院子四周都用围墙围住，只有一扇进出的大门，里面种了很多果树，一般人很少进去，总感觉没事突然闯进去很突兀很尴尬。只有早晨时，能看到他柱根拐杖，牵着那头很强壮的公牛到村前的田地或村后的山上放牛。放牛时，他一个人坐在草坪上，看着牛安静地吃着草，或看着远方的天空发呆，很少有人过去跟他搭话。偶尔有一两个跟他年龄相近的老人坐在他身边，不知道说着什么隐秘的故事。那时还是小孩的我们不敢轻易靠过去偷听，只能在远处玩耍，生怕他一个回头发现我们偷听他们的故事。
从外表看，根本看不出大伯是个农民。那时的他已没了任何公家职务，实质的身份就是一个农民。但是他每天穿戴很整齐很干净，一件绿色的中山装常年在身，只有夏天炎热时才会穿上白色的衬衫，身上的衣裤很平整，没什么皱褶，像熨烫过一样，比那些打扮老土、衣服总是皱褶甚至沾满泥土的村民看上去舒爽多了，跟城里人的穿着打扮一样，和村民的打扮形成了很大的反差。有些村民会在背后嘀咕，都蹲过监狱，都落得这个样子，还这样讲究，有啥了不起的。
可是我这个大伯，不但穿着跟村民不一样，干农活也不一样。按理说，他回来后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依照村民的思维，应该跟村民一样下田劳动，犁田、割稻子、扛谷子、推土车、上山砍柴等等，可他不一样，有点与众不同。在我的印象中，很少见他干农活，顶多农忙时扛个木耙子到晒谷场耙谷子，或用鼓风机摇谷子。他还有一项劳动，就是养了一口鱼塘，平时会扛个簸箕割草养鱼。但是这件事，在村里人眼里，根本不是地道的农活，毕竟割鱼草这件事不是很要紧很紧急的事，今天可以割，明天也可以割，也不用费很大的体力，甚至可以说是一项休闲锻炼身体的劳动，那是村民眼中的副业。可割稻子就不一样，今天不割，明天就有可能下雨，被雨淋湿发芽，或者稻谷熟透了会脱落在地上。可能你要问，他不亲自干活，家里的农活谁来干，总不可能把田地荒废了吧。那时的大伯和大妈两口子一块生活，唯一的儿子已结婚成家，单独一家子过日子，但是在干农活这件事上，他那唯一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哥，会帮忙一并把农活干了，当作自家的农活一样，当然我大妈会全程陪着干活，总不可能像我那大伯一样。我大伯那几个女儿和女婿，也就是我的堂姐和姐夫，每到农忙时，都会不约而同地回来帮忙干活，浩浩荡荡七八个，不多的田地很快就完成了，因此我大伯不用下地干活也就有了很充足的理由。
看上去很像文化人的大伯，有一项长处，就是毛笔字写得很好。在我们村里，能把字写好的人不多，寥寥无几，屈指可数，大伯算一个。能把字写好的人，给人的感觉就是文化人。毕竟在我们那个好多年没出过大学生甚至中专生的小村庄，文化人还是很受入尊敬的，谁家的大人都希望自己的小孩有文化，走出村庄，走出大山，在城市里生活工作，这是每个村里人一辈子的梦想，也是他们每天不辞劳苦干农活的动力。因此在这点上，村里人对他没有微词鄙夷，甚至认为他之前之所以能当上生产大队长，也是因了他有点文化，沾了有文化的光。
每当过年，或平时谁家办喜事，都会请上大伯去露一手毛笔字。那时的大伯没有任何推脱，欣然接受，自带墨水和毛笔，或在家或到主家去挥毫一把。因此每年拜年时，村里大部分人家的春联，字体都一样，一看就知道出自大伯之手。大家看着门上的对联，都在欣赏评论，嘴里啧啧称赞，写得真好，一笔一画，有模有样，整体看上去很厚重很稳重，字与字之间的结构布局很好。那时村里人才会想起大伯，才会意识到他的存在和身上的优点。
当然，大伯还有一个优点，喜欢种植水果，特别是村里少有的麻色梨子，咬上一口，汁水很多很甜很香，这是我小时候吃过最好吃的水果，现在想想都回味无穷。那时的村民，根本没把心思放在种植水果这项副业上，认为那是好吃懒做的表现，他们都把心思用在田地里，想着怎么能多打点粮食回来，解决家里人吃饭温饱问题。可大伯不一样，在院子里以及房前屋后，种了很多五花八门的果树，房屋都隐藏在果树中，而且长势很好，结出很多很大的果实，看着就让人嘴馋。小时候的我们，经常趁他午睡或出去放牛不在家时，偷偷翻过围墙溜到院子里偷摘水果，大部分时候很幸运没被抓住，但还是有被抓个正着的时候，有一次我正爬上那棵梨树，大伯突然出现在门前，看到他的出现，吓得心脏嘟嘟跳，脸瞬间通红。看着他那威严的眼神，乖乖地爬下树，然后屏住呼吸瞄着腰一溜烟跑得老远，身后没有传来大伯的呵斥声，但是每次在路上碰到他，都不敢说话，感觉做了很大的亏心事一样。
后来，我们都长大了，大伯老去的速度更快，像运动员万米赛跑最后的冲刺一样，身体大不如前，经常从屋里传出时高时低的咳嗽声。那时的他头发全白了，也稀疏了很多。后来，我在外求学和工作，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因了我们家族的血缘关系，每年回家都要去他家拜年，那时的他每次见到我，很高兴，尽管身体不方便，但都会从床上艰难地爬起来跟我打招呼，询问我在外的生活工作情况，脸上也有笑容，没了小时候的威严。不知道那时的他是否还记得小时候爬到他家梨子树上偷摘的情景，可能随着岁月的流逝，早忘记了，也可能依稀记得，只是我已不再是小时候的那个我，已经长大了，为了我的面子尊严没说出口。
没过两三年，有一天母亲打来电话，说大伯去世了。母亲说大伯去世前过得很悲凉，那时的大妈身体不怎么好，腿脚不方便，脑子也开始犯糊涂，身边也没个人照顾。我问不是有他的儿子和儿媳，也就是我堂哥和嫂子，还有他那些女儿女婿吗。说到这些人时，母亲有点鄙视的说，这些人才不会那么孝顺，只是过来看一眼就走了，饭也不留下吃点，谁也不想待在身边照顾，不想揽上这摊麻烦事，都只想把自家的日子过好。特别是他的儿媳，不知之前与大伯结下了什么怨恨，都没去看一眼，只是叫堂哥每天把饭送过去就不管。听到这些，有点难以相信，能够想象到，那时的大伯疾病缠身痛苦地躺在床上，对于身边这些亲人的所作所为，他是怎样的痛苦心情，是否会想起他曾经的风光，想到现在的悲凉。对于这一生的岁月，他是怎样的复杂感受。
作者简介：胡海军，男，1985年生，江西吉安人，2007年毕业于华东交通大学，现工作单位为中铁下属某高速公路公司。文字散见于《黄河文学》《青海湖》《芳草》《惠州日报》《榆林日报》《榆林新青年》《石首文学》等报刊杂志，以及乡土文学、故乡文学、家乡文学、百姓文学等微刊，文章入选《沉默的旅程-中国80后乡土散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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