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往城里的班车
章新宜
汽车站在镇上，通往城里的班车每天只有三班，早晨、午后、傍晚。
早上班车发车的时候，三万多人口的乡村，方圆十里八乡需要进城的、串亲的、做买卖的人，天还没亮，就背着包，抱着娃，挎着篮子，抗着口袋，在迷蒙的晨雾中，陆陆续续从四面八方涌到车站，车门一打开，涌向那辆只能坐四五十人的车厢内。你挤我塞，吵吵嚷嚷，有爬窗户的，有从窗户往里面递东西的，递小孩的，塞口袋的，围在车的周围，像一群合力哄抬胖虫子的蚂蚁，挥手蹬脚，场面紧张而慌乱。车子开走后那些没挤上去的人，只能唉声叹气，甚而顿足捶胸，等待这班车回来。这是七八十年代城乡交通的普遍现象。
班车少，自行车少，加上经济拮据为节省车票钱，很大一部分人出门只好选择步行。别说十里八里，就是三十五十里，也只能靠双脚行走。不论白天黑夜，不论春夏秋冬，都能见到在路上行走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南来北往，脚步匆匆，各行其路。我还记得，家住二十里外的年近80高龄的姥姥，矮小清瘦，裹着小脚，背着十多斤重的麦子面，用一天时间，哆哆嗦嗦走完二十多里路，来给我家侄子吃喜面。我还听老辈的人说，曾经有人挑着担子进城卖东西，一天打来回，两头见太阳，可见老辈人的脚底功夫何其了得。以我姥姥为例，且不说她单薄的体力，单是那种艰难走动的精神力量，让我至今感慨难忘。
路，远远近近，有动力的前行是那个时代抹不去的记忆。
那时候，我在离家四十里的大许中学读高中。为一周的伙食，每礼拜五下午放学必须赶班车回家，礼拜六下午再背着母亲准备好的煎饼、山芋、咸菜之类，赶班车回学校上晚自习。没有手表，难把握班车时间，早半小时晚几分钟是常有的事，而且班车的时间更不确切，只是大概的范围。
深秋的一天傍晚放学后，当我急匆匆跑到学校附近的车站时，班车刚刚开走几分钟。此时天空雷声滚动，乌云翻卷，一场大雨眼见来临。无奈之下，只好下定决心，步行回家。家里没人送饭，不然一个礼拜的吃食没办法解决。刚走没到十分钟，铜钱大的雨点就哔哔啪啪落下来，开始还分得开，在雷声的加持下，片刻便连成一片，雨水铺天盖地，兜头泼来，远远近近的房屋树木不见踪影，迷蒙的水幕把周围变成混沌的世界，睁不开眼睛，看不到一切，找不到方向，只能顺着班车的路线摸索。我孤单无助的在茫茫水幕中一步步蹒跚前行，像在水中游泳，幻想自己为什么不能变成一条鱼。坐班车时坑坑洼洼的渣石公路，变成河流，水没到小腿，吃力地挪动着每走步。身上御寒的小棉袄、绒裤已远远超过身体的重量，沉重而下坠，似乎想脱身而去，却又贴的更紧，纠纠缠缠，无能为力。天黑下来了，天空依然电闪雷鸣，暴雨如注。此时，恐惧感弥漫开来，我不知道天会变成什么样子，甚至怀疑会不会塌下来，我会不会被黑色的混沌吞噬。心里全是家的影像，那一盏煤油灯的亮光，还有父母亲在家里忙碌的身影，只感觉眼眶里热热的，却感觉不到眼泪留下来。因为，它们还在盈眶时就已和雨水融为一体，随之而去了。想到家，流过泪，心劲儿油然而生，重新打起精神，冲向前方的雨幕，直到半夜，才跌跌撞撞走进温暖的家中。
班车延误，暴雨洗礼，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
参加工作后，通往城里的班车依然如此稀少。为了不耽误礼拜一早点名，依然是天不亮就去赶班车，往往还是姗姗来迟。从老家到城里，五十公里路程，被承包了的班车为了多拉人，拐弯抹角走村串庄，吭吭哧哧爬坡过坎，你掐着时间干着急。驾驶员是邻村的，姓陈，他的女儿跟着卖票，十七八岁长的满漂亮，后来瞒着父母，跟着一个能说会道的人跑去南方做生意了。那时候，南方已成为一片热土。又气又恼又丢面的父亲，无奈转让了班车和线路。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通往城里的班车，不，确切的说是中巴车，多了起来，一改班车的笨重和慵懒，跑的勤快而热情，进城的人也多了起来，把大包大包的商品从城里运回镇街，分散到不同的店铺和摊位上。在街镇变得和城里一样热闹时，班车扮演着城乡桥梁和载客运输的多重角色。
如今，通往城里的班车们依旧有序的来回奔波，但已没有了过去的拥挤和喧嚣，车厢内年轻人衣着鲜亮，少妇们妖娆矜持，老人们稳重严肃，坐在舒适的座位和漂亮的车厢里奔行，在通畅平坦的生活道路上奔行。来往穿梭的小汽车，犹如河流里游动的鱼，欢快而轻盈，把通往城里的班车远远的甩在后面，似乎在炫耀显摆着自己的灵动和骄傲。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坐班车了，城里有地铁，回老家有私车，出远门有高铁，虽然如此，对班车依然有种别样的情怀。城市公交已遭遇生存的危机，我不知道通往城里的班车将会怎样。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命运如何，都是过往，岁月的过往，时代的过往，生活的过往。
人，尚且如此，何况通往城里的班车呢。
章新宜，男，江苏徐州人，徐州市作协会员。曾在《铜山日报》任记者、编辑，后调入机关工作。业余爱好文学创作，散文、诗歌等作品散见于各类报刊杂志。出版诗集《春的风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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