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状况范文12篇(全文)

人口状况范文（精选12篇）

人口状况 第1篇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对2006至2010年出生的所有新生儿 (包括28周后死胎或死产) 及母亲的孕期情况进行调查。

1.2 调查方法

以调查问卷的形式, 进行逐一调查 (包括28周后活产、死产) , 内容包括新生儿出生缺陷的种类、发生情况及其母亲孕期情况等, 分年度进行登记统计。出生缺陷儿按照国际分类标准进行填写出生缺陷登记表。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2006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之间有生育行为的孕龄妇女共81608人, 实际调查人数76183人 (93.3%) ;职业排在前四位的分别为农民45.12%、干部职工31.96%、工人14.9%、无业8.02%;文化水平为大专以上31.83%, 中学以上65.39%) , 中学以下2.78%;居住地在城镇61.15%, 农村38.85%。我州出生缺陷率控制在10‰以下。

2.2 优生优育知识获得途径

有43.2%是通过计划生育服务人员获得的;有26.6%妇女是通过电视、广播和报纸途径获得的, 有18.3%妇女是通过计生宣传手册了解的, 有11.9%是从医务工作者处获得的。

2.3 优生筛查和药物干预的情况

2006至2010年优生四项病毒检测41018人, 筛查率达58%, 城区筛查高于农村筛查人数;孕妇营养素 (包括复合叶酸、福施福、福福格森、孕维他康) 服用时间不尽一致, 2006至2010年服用人数58439人, 药物干预率达83%, 其中孕前61%, 孕后49%, 依从率为49%。

2.4 孕期不良行为及非营养药物用药情况

孕期感染47例;孕期接触有害物质21例;孕期用过保胎药36例;孕期用过抗生素34例;孕期服用过镇静药13例;男方吸烟96例;男方酗酒者139例;

2.5 孕中期筛查情况

妊娠中期, B超筛查率为98.9%, 结果异常占0.36%, 大多数认为没有必要做产前诊断, 部分是因为经济问题。

2.6 妊娠结局

接受筛查妇女中正常活产人数38946人, 早产122人, 低体质量儿144人, 出生缺陷儿150人, 其他不良妊娠结局334人, 共计39696人。出生缺陷类别多, 致死致残性缺陷呈上升趋势。我州目前监测到的出生缺陷约有几十种, 其中排在前几位的是:先天性心脏病、脑积水、无脑儿、唇腭裂、多指 (趾) 、外耳畸形等。

2.7 出生缺陷情况

此次调查结果涉及多种出生缺陷病种 (出生缺陷病种以医院诊断为标准) , 出生缺陷儿730例, 其中较多见的出生缺陷457例:先天性心脏病165例, 肢体畸形108例, 唇腭裂79例, 脑积水56例, 神经管畸形49例, 城区140例, 占出生缺陷30.6%, 农村317例, 占出生缺陷的69.4%。

3 讨论

目前我州出生缺陷情况不容乐观,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工作的开展势在必行, 对此, 我州要加强以下工作。

3.1 开展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工作, 不断加大宣传力度, 全面提高群众的预防意识。

利用多种形式, 广泛开展计划生育科普知识宣传, 使广大群众从中得到了优生优育知识, 认识到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必要性和可靠性, 使其自觉参与到优生筛查工作中来。

3.2 认真分析出生缺陷发生的原因

从2006至2010年基线调查的结果及相关资料的调查研究, 可以看出导致出生缺陷的原因很复杂,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环境因素。主要指育龄妇女在孕前、孕早期受环境污染的影响而造成的出生缺陷。通过不同环节、不同方式作用于人体, 影响到胎儿, 造成多种缺陷。 (2) 遗传因素。许多常见的遗传病都可以传给后代, 还有某种传染病及性病, 造成胎儿流产或畸形。 (3) 管理因素。主要是干预力度不够, 往往重视控制人口数量, 而对出生缺陷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更没有将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工作网络不健全、工作措施不得力, 工作经费短缺、工作队伍素质也有待提高。

“放开高考 需考虑北京人口状况” 第2篇

本报讯 (记者王佳琳)在北京，正有一大批非京籍学生家长为子女争取在京高考权。

今年北京两会期间，针对非京籍学生在京不能参加高考的现状，市人大代表朱丽俐等13人联名提交议案，建议放开“准入”门槛，允许具备一定居住和就读年限的考生，在父母提供相应年限的社保和纳税证明后，允许其在京高考。

须纳入人口调控政策框架中考虑

市教委4月做出回复称，人口不断膨胀已经成为了北京建设现代化城市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北京市正在研究关于人口有效调控的政策措施，在京务工人员子女在京参加中高考的问题也必须纳入北京市人口有效调控的政策框架中考虑。

在此背景下，教育部门认为，教育的公平只是一种相对的概念，而且还应具备一个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统一前提。这个前提，表现在高考报名资格问题上，目前只能是按照全国统一的`高考报名政策操作。

尽快研究高考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市教委建议由市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在首都人口规模有效控制总体政策框架下，尽快研究京外户籍人员子女在京参加高考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市教委将分析在京务工外地户籍人员子女在京就学情况及其他省市的解决办法，研判逐步开放在京务工外地户籍人员子女参加中高考对北京市教育的影响，为市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分析

考试不统一 回乡路艰难

随着各地课程改革的铺开，各省的高考方案也千差万别，给回乡高考增添了很多困难。与过去全国统一命题时相比，现在回乡高考的难度已今非昔比。而教育部此前关于借考的规定，在分省命题越发普遍的情况下，其作用已微乎其微。

在此情况下，如果想回乡高考，学生最好能在中考之后就返乡就读;而对于已定居北京的非京籍家长而言，这意味着，要么选择放弃事业，回乡陪读;要么选择孩子回乡，成为留守少年。一些家庭选择在孩子高三最后一年或最后一个学期，把孩子送回家乡;而另外一部分家长则选择放弃国内高考，转而选择出国学习，躲过户籍的限制。

追访

盼望政策放开 做好回乡准备

作为绿卡族的一员，李女士一方面盼望着政策放开，一方面也做好了女儿回乡高考的心理准备。李女士说，孩子从小学二年级就来到北京就读，到现在已经整整10年了。“政策调研究竟还要进行多久?我的孩子还赶得上吗?这些都不是我能决定的，我只能做两手准备。”

放弃回乡高考 转而主攻出国

章女士的女儿小丁今年高二，就在前天，她刚刚参加了第二次SAT考试，从香港回到北京。多年在京生活的小丁现在已经听不懂家乡的方言了，她最终放弃了回乡高考。章女士说，这条路异常艰苦，而且要付出大量金钱，外语辅导和报考费用不少都是借贷而来。本报记者 王佳琳

个案

母亲为“异地高考权”奔走5年

儿子毕业后 无奈“被出国”

端午节小长假期间，一项关于外地户籍学生在京升学的民间调查正在进行。“5年了，年年呼吁、写信，到头来仍是无奈!”6月5日一早，李女士身穿印着“教育公平”的文化衫，赶到百荣世贸参加非京籍学生家长在高考前夕的“呼吁签名活动”。

李女士全家来京已10年，儿子小志从小学二年级在京借读，今年在人大附中上高三。因为没有北京户口，小志无法和同学一样参加今天的高考。“他申请了美国的学校，目前正在办签证。”李女士说，就连护照、签证和港澳通行证，也必须一次又一次回黑龙江老家办理。

“其实我们早已预料到这个结局。”四年前，儿子初三，李女士通过申请“绿卡”(北京居住证)为儿子争取到了在北京考高中的机会，“既然决定留在北京读高中，我和老公就意识到要尽快帮孩子选国外的学校，以备无法在京高考。”李女士说，儿子是“被出国”。

在美国读大学，算上学费和生活费，仅本科四年就要比国内大学多付出100万元人民币。李女士和老公拼命工作，攒钱。从西南四环的家到北四环的单位，李女士每日6时出门赶公交车，几乎从不打车，也很少添置新衣服，甚至计划过把在北京的房子卖了为儿子筹学费。

李女士说，儿子一模、二模的成绩在班里都是上游水平，“这样的成绩，结合小志就读的学校和班级，考上一本应该没有问题。”然而高考在即，小志计划留在家里，看看史书。

对李女士年复一年的呼吁，儿子和丈夫都不支持，“他们觉得现状很难改变”。走出百荣世贸的活动现场，李女士说：“为了像我儿子一样的非京籍孩子，我想坚持下去”。本报记者 魏铭言

人口状况 第3篇

《中国慈善家》：2015年10月，你正式接任香港乐施会总裁。你对香港乐施会的未来是怎么考虑的，会做哪些调整？

梁咏雩：首先，我们的筹款和传播工作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以前，我们把传播的重点放在香港，大陆一直没做好，我想接下来做一点改善。我们已经感觉到香港经济下滑带来的影响，企业捐赠缩减的现象严重。虽然我们筹款不是很差，一年能筹到2亿6千万港元。我希望，香港乐施会未来几年在大中华地区，把比如台湾和澳门的筹款工作和内地的传播工作做起来，让更多人认识乐施会。

第二，香港乐施会有中国项目部、国际项目部，还有港澳台的扶贫项目部，这三个项目部的连结可以更强。中国政府的扶贫方针非常强，习（近平）主席说2020年要达到七千万贫困人口脱贫的目标。这个目标很好，我们很骄傲成为志同道合的人，我们也绝对是朝着这个目标去的。但是，扶贫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哪儿？可能不是物质援助。和NGO伙伴、政府部门一起找到出路，这是我们乐施会的定位。

最重要的是，香港乐施会看到中国“走出去”的机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特别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这对世界的扶贫和可持续发展可以带来很积极的影响。我觉得这是一个新形势，乐施会希望利用自己的优势，为中国和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多贡献一点。乐施会国际项目部就把南南合作视为最大的方针。

今年是香港乐施会成立四十周年，这是一个很骄傲的里程碑，但也有挑战。乐施会到了“中年危机”，需要重生，找回青春的冲劲。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灭贫，创造一个无穷世界。这肯定不是光乐施会就能办到的，我们希望和大中华区其他扶贫、灭贫的力量紧密合作。

《中国慈善家》：你曾经在英国乐施会担任过政策顾问，在那里的工作对你有什么启发？

梁咏雩：我年轻的时候就对国际关系很感兴趣，觉得自己是一个世界公民，会想自己作为世界公民的责任在哪儿。在英国工作时，看到联合国、WTO的谈判，G7（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要控制全球贸易规则，规则的制定完全倾向他们的利益。后来看到国际关系发生了新的调整，比如G20（二十国集团）及G77（七十七国集团）成立，我觉得很好。这是一个改变的年代，我认为我们应该在这样的年代，把一些规则、制度和行为变得更公平一点。

《中国慈善家》：香港乐施会在扶贫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的工作手法，为什么选择以权利为本？

梁咏雩：过去三十年，贫富差距很严重，世界上1%的人的财富等于其余99%之和，这很可怕。如果贫困人口有能力、有机会、有权利，问题会一步步解决。否则，即便他们有动力也没用，只会越来越边缘，越来越依赖别人，这是结构性问题。乐施会的出发点跟别人不一样，不仅仅是因为好心，不仅仅是想做好人，而是要解决贫困，我们不愿意接受贫困这个现象，我们要改变，贫困是可以消灭的。

《中国慈善家》：2016年4月，大陆出台了《境外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香港乐施会是否会相应地调整一些策略，以适应时局的变化？

梁咏雩：我们觉得，这部法律出台是很好的进步，大陆推这部法，不是要阻止境外NGO在大陆的一些工作，而是要规范和支持境外NGO在大陆的扶贫工作。

这部法在2017年1月1日正式生效，我希望在此之前完成香港乐施会在大陆的登记注册，趁这个机会让大陆的公众、政府部门、NGO伙伴，甚至我们的工作人员多了解一点乐施会。让他们了解香港乐施会过去三十年对大陆扶贫的积极贡献，理解和支持我们未来继续参与中国消灭贫困的工作。

《中国慈善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基金会、企业、政府部门扶持NGO，但资助方和受助方的分歧往往也很多，乐施会在草根NGO中的影响力和口碑不错，你们如何与他们更好地合作？

梁咏雩：我们很重视平等和尊重，不是以资助者的姿态去指示，而是跟他们一起去面对和解决问题，我们称他们为“伙伴”。另外，我们对项目审计非常严谨，对贪污“零容忍”。有时候我们的伙伴批评我们程序太严谨，说其他机构给他们的钱更多，要求却没我们那么高。来自印度、墨西哥、南非的伙伴也说，为什么你们香港乐施会的要求这么严谨？这是我们坚持的原则。

《中国慈善家》：中国农大教授李小云对国外的公益方法提出过批评，认为其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中国实际。参与式、性别平等这些来自国外的理念和手法，乐施会都在用，你们如何让自己的工作最大限度地符合中国贫困地区的实际？

梁咏雩：这点我们心里比较踏实。乐施会一直在贫困和边缘地区，跟最需要解决贫困的人在一起。为什么他们会贫困？我们要去了解他们，他们面对的是什么，他们觉得他们可以解决什么，不可以解决什么，想要解决什么，怎么样可以脱贫？这个方法很好。乐施会还有其他长处，我们有很多国际的经验可以带到中国来，接受的教训可以分享，当然也是要因地制宜。更关键的是，我们一定是脚踏实地地跟当地的伙伴一起建设。乐施会每周会监督工作是否实施了、落地了，然后会检讨和反思。一定要接地气，将基层的工作与国家相关的政策联系起来。如果贫困涉及到政策、制度的调整，我们也会研究如何改善，解决长远的贫困问题才是乐施会的宗旨。

《中国慈善家》：今年，乐施会发布了《十字路口的亚洲》、《1%人的经济》等系列报告，直指失控的贫富差距，倡议构筑公平世界。其中一项，你们倡议打击“避税天堂”，不少人认为，正当财富的合法避税是无可厚非的。你怎么看？

梁咏雩：五年前，香港乐施会开始做这个调查时，大部分人马上反应：这不是非法的，只要不是非法，就不是问题。但这几年，公众的价值观已经变了：避税可以是合法的，但不道德。现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盟有一些新的法律，有助针对逃税行为。享受社会发展福祉是所有人共同的权利，如果有一些本来要交税的人，逃税、避税了，把世界上大部分的财富拿走，那不公平，不可以接受。早前，世界银行行长、国际金融基金总裁也说，贫富悬殊已经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逃税天堂或者避税不可接受。两三年前，谷歌被指责海外避税，那个时候他们说，这是合法的。但在去年，他们已经自愿把本来可以避掉的税交了一部分回来。

有些人批判市场经济的原教旨主义，香港乐施会是非政治性的，没有意识形态，市场经济也好，计划经济也好，我们的着眼点是对贫困人口的影响是什么。哪种经济制度对贫困人口有利，我们就觉得哪种好，如果它们让贫困问题越来越严重，我们一定倡议要去作出改变。

边境农村人口健康状况分析 第4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龙州县彬桥、下冻、水口三个与越南接壤的边境乡镇29个行政村参加新农合的成年人进行健康体检, 女2850例, 男1305例。

1.2 方法

对所有体检人员进行常规检查。

1.2.1 男性

测量血压, 肝、胆、肾B超, 抽血检查乙肝表面抗原 (HBsAg) 、梅毒快速血浆反应 (RPR) 、谷丙转氨酶 (ALT) 。

1.2.2 女性

测量血压, 行子宫、附件B超及乳透;抽血检查乙肝表面抗原 (HBsAg) 、梅毒快速血浆反应 (RPR) 、谷丙转氨酶 (ALT) 。

2 结果

4155例体检者患病情况, 见表1。2850例体检者妇科疾病情况, 见表2。

3 讨论

目前, 妇女的乳房疾病和宫颈疾病是威胁妇女生命的主要因素, 如乳腺癌、宫颈癌等。参加这次健康体检的成年人以妇女为主, 约占2/3。从表1中可以看出, 农民的健康已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 参与体检的4155人当中, 患病或处于亚健康状态1870人, 占45.01%。从表2中可以看出, 参与体检的2850人当中患病1188人, 占41.68%。其中严重影响农民健康的前四位疾病分别是宫颈疾病、乙肝、乳房疾病和阴道炎。3.1加强农民健康教育2000年全国6省农村健康教育现状调查显示, 在农村15岁以上人群中, 对饮水卫生、环境卫生、疾病预防等八项基本卫生知识的知晓率仅为36%[3]。就目前而言, 农村封建迷信、愚昧落后、不文明、不卫生、不健康的现象还不同程度的存在, 个别地方甚至有蔓延和抬头之势, 这些陈腐的现象不铲除, 就谈不上农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因此,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应当从健康教育抓起。卫生行政部门要组织做好业务技术指导和日常工作, 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和卫生人员都有义务和责任开展健康教育, 特别是乡村卫生人员要结合自己的工作开展农民健康教育。农业部门要把推广农业科技和健康教育紧密结合起来, 并纳入工作规划。在农村能源建设时, 要将沼气池建设与改栏、改厕、改厨结合起来。在农业广播电视教育、农民技术培训、绿色证书工程、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等工作中, 要增加传播卫生知识和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

电台、电视台要根据实际情况, 定期安排播放一些公益广告和音像节目, 积极制作播出有关节目和专栏, 使农村居民通过广播电视获得更多卫生知识。宣传部门要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期刊、互联网等传播媒体, 做好卫生知识的宣传工作, 采取各种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将健康知识送进农村千家万户。教育部门要把中小学健康教育纳入部门工作, 抓好健康教育师资培训, 按照规定开设健康教育课, 并且结合目前农村公共卫生问题, 组织开展相关的健康教育活动, 积极创建无吸烟学校。

3.2 加大对农村社会医疗保障经费投入, 并扩大使用范围我

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 政府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在医疗改革已经深入进行的今天, 寄望用较低代价看病显然是不现实的。一方面, 政府部门应该加大宣传力度, 尽量使农民转变观念, 提高自愿加入的比例;另一方面, 政府也应本着尽早、尽快替农民排忧解难的原则, 提高投入比例。

3.3 改善农村环境卫生

重点是加强生活饮用水卫生管理, 保证农民饮水安全卫生;通过建设沼气池、改厕、改厨、改圈, 整治农村环境卫生, 达到乡风文明, 村容整洁。

3.4 保障卫生事业经费的投入

医疗卫生保健机构是国家建立的公益性质的事业单位, 肩负着广大农村妇女、儿童的医疗保健、卫生防疫和卫生宣教工作。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医疗保健的需求不断扩大。同时, 随着社会的发展, 疾病谱已经发生明显的变化, 一些新老传染病, 如肺结核、梅毒、“萨氏病毒”病毒感染等还存在着严重的危害。这就需要政府保障和逐步加大卫生事业经费的投入, 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 现行的一些政策, 如按照七十年代制定的“编制”来确定现实引进人才“入编”、财政拨款等方法, 很难实现“减人增效”的效果, 反而促成了“公益”变“个体”, “无偿”变“有偿”, 整天为单位的“出路”、职工的“工资”奋斗, 无法担负健康教育、卫生防疫和妇幼保健的社会责任, 严重制约或扭曲了卫生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长伟, 何建疆.提高边疆民族地区妇幼水平的几点尝试[J].中国妇幼保健, 2002, 17 (9) :523.

[2]李芳.贵州省金沙县2003~2006年孕产妇死亡监测分析[J].贵州医药, 2008, 32 (9) :847.

关于城市外来人口住房状况调查报告 第5篇

前言

在现在的社会，城市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城市外来人口，一般指从外地流入城市，在城市就业和居住的人，他们往往以就业的目的进入城市。这些外来人口为城市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对此，外来人口的就业，生活等问题也引起了 广泛关注，近期我们就“城市外来人口住房状况”在陕西省进行了调研，以下是我们总结的调查结果。

调查目的：为了了解城市外来人口的住房情况，找出他们遇到的各种困难，促进我国住房保障制度改革，提高外来人口的住房福利水平做出一些贡献。

调查时间：2013年10月1日——2013年10月7日

调查方法：问卷调查

调查对象：陕西省城市外来人口

调查课题：城市外来人口住房状况

调查过程：

1.准备工作：在老师指导下，先确定研究课题的方法和步骤，制定活动计划，确定开展的活动。

2.调查阶段：

1）查找资料：

通过上网、书籍等资料，制定调查方案，对资料进行分析，并对城市外来人口生存情况进行分析，以便更好开展调查活动。

2）着手问卷调查：

结合现状，制定针对问题，深入了解针对性的问题分析查阅。

3）发放问卷，回收问卷，了解实际。

4）对回收的问卷进行数据统计。

5）小组讨论，小组各成员针对统计的数据轮流发言。

6）针对统计数据提出分析结果感想和改进意见。

7）整合调查结果，写调查报告等结尾工作。

第一部分

一．问卷内容：

详见附录

二．小组讨论问题

1.城市外来人口的收入及生活现状如何。

2.城市外来人口的住房现状。

3.城市外来人口的住房需求情况。

4.住房保障对城市外来人口的覆盖状况。

5.陕西住房保障制度及其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6.对住房保障制度的建议，完善住房保障制度的重要性。

第二部分

一．调查对象的个人基本情况

1.城市外来人口以青壮年为主。在此次调查对象中，20岁至39岁的占75%，40岁至49

岁的占24%，50岁以上的占1%。

2.城市外来人口中，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其中文化程度中学的占35%，技校的占9%，大专的占15%，本科的占38%，硕士及以上的占3%。

3.城市外来人口中，大多都没有本市户籍，部分是外地城市户籍，部分是农村户籍。其中有本市户籍的占17%，外地城市户籍的占43%，农村户籍的占40%。当谈及家庭婚姻状况，未婚的占42%，已婚的占58%。

4.当谈及工作的时候，大多数的工作是稳定的，其中有固定工作的占71%，29%的工作是临时的。但不是有稳定工作的都订立了正规的劳动合同，在这有固定工作的人中，有54%的人有正规的劳动合同，46%的人并没有合同保障。他们的月收入，大多数中等水平，有11%的人月收入1500元以下，66%的人月收入在1500-4000元，21%的人月收入4000-6000元，2%的人月收入6000元以上。

5.在所在单位是否缴纳住房公积金或发放住房补贴问题上，20%有住房公积金和住房补贴，14%只有住房公积金，18%只有住房补贴，但是什么都没有的占总数的48%。

6.城市外来人口中，82%不会经常更换工作的城市，18%经常换工作城市。在他们更换工作城市时，72%会把住房条件当成主要考虑因素，18%则不会把它当成主要因素。

二．住房现状及需求

针对现在外来人口的住房现状，我们认为形势不容乐观。

1.目前外来人口的住房情况有22%的外来人口是单位提供的住房，有55%的外来人口是租房住的，有9%的外来人口是借住亲友房屋，有19%的人自有商品房。从这一方面可以看出，大部分的西安外来人口是租房子住的。

2.在租赁状况方面，租赁公房的占19%，租赁私房的占有46%，而有一小部分外来人口是靠租赁单位宿舍和合租房。由此可以看出租赁公房的人口比较多。

3.在租赁房的房租方面，每月500元以下的34%，500--1000元的房租占有39%，1000--1500元的房租占有15%，1500--2000元的房租占有10%，2000元以上的房租占有2%。此处看来房租的租金基本上能够为大家所接受。在我们所调查的范围之内，有很大一部分人的房租占工资收入的比重为25%~50%，这一部分的人占有55%。

4.在谈到对住房情况的满意与否时，有10%的人认为满意，有22%的比较满意，有47%认为一般，有21%的人认为不太满意，几乎没有人对现在的住房情况不满意，在对目前的住房状况不满意的原因中，面积小这个原因占26%，户型结构差占12%，觉得房屋生活设施不完善的占有14%，嫌工作单位远的占有9%，在距离市中心远的问题上有12%的人不满意，在住房支出高，小区物业管理差，小区交通不便利，小区公共配套设施不完善等等方面也有少部分人对此不太满意。

5.在改善住房条件方面，有63%的外来人口不愿意花更多的钱来改善条件，这部分人的外来人口认为还有其他用钱的地方，有37%的外来人口愿意更多的花钱来改善住房条件，这一部分人想要住得更好。

在住房需求方面，我们在以下这些方面做了调查，1.在对未来的展望方面，有24%的外来人口计划在5年之内买房，有22%的人计划在五年之后买房，47%的人对此没有计划，另有一小部分的人不准备买房，想一直租房下去。

2.针对买房时的付款方式，有22%人选择一次付清的方式，有28%的人选择商业贷款，有21%的人希望公积金贷款。另有23%的外来人口选择组合贷款。在外来人口的购房资金来源方面，父母出资和个人积蓄承担占主要部分，另有一小部分的人会选择像朋友亲戚借，单位补贴，住房公积金，贷款等方式来筹集资金购买房子。

3.针对通过租房来改善居住环境的大部分人能承受的最高资金为800--1200元。

三．关于保障性住房政策

1.当提到您是否了解所在城市的保障性住房政策时，30%的人较了解，50%的人一般了解，60%的受访者不知道，受访者一共有203人，几乎有80人对保障性住房政策不了解，这个数字非常大，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如此多的人不了解保障性住房政策，更别提自己去买房问题。

2.关于您目前购买或租赁保障障性住房了没有，80%的人没有这个打算，20%的人有打算，为什么这两个答案差距这么大，为什么很多人没有这个打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大家对此并不是很了解，33%的被访者因为申请太麻烦或没有城市户籍而放弃，20%则是因为想申请却不符合条件而被迫放弃。关于您认为保障性住房能真正解决外来人口住房难的问题，选项差异较大，60%的被访者认为此项措施会有积极作用，但是不会有太大的作用，而12%的被访者认为有作用，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没有作用甚至有消极影响。我们认为政府应该加大这项举措的宣传力度，以及完善不足，让外来人口可以顺利住房，因为很多人不了解保障性住房政策，也有一部分外来人口因为门槛太高而无法享受这项政策。

3.对于保障性住房您比较关注哪些方面，37%的被访者关注价格，5%关注面积，27%关注地理位置，10%关注房型结构，3%关注配套设施，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比较均匀，受访者不单单只是关注价格，说明外来人口对房屋整体有一定的要求，所以有些房屋条件太差而导致外来人口不去选择。

4.对于现行公共租赁住房政策的实施效果上，50%的被访者对现行的公共租赁住房政策实施效果一般满意，30%不太满意，只有一小部分人还比较满意，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很大一部分住房条件不太好，影响了外来人口的选择。

而不满意的选项中，配套设施不完善占到11%，房屋设计结构差占到8%，交通差占到14%，准入和退出机制不完善占到10%，申请条件苛刻占到23%，这些原因相差无几，所以说这些房屋整体是比较差的。

与此对应，大家认为廉租房应该具有的条件中，最重要的是价格便宜，房屋本身的结构等条件却并不重视。99%的外来人口认为住房保障工作应该以租为重。大部分外来人口有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房子，而不是租，但是应该占月工资的30%及以下。

5.在获得政府有关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渠道上，25%的受访者认为通过电视机了解这项政策比较合理，其次是社会宣传，网络，最后是报纸电台。

第三部分

结论与建议 外来人口对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对于遵纪守法，吃苦耐劳，工作兢兢业业的外来人口应给予尊重。外来人口住房无法合理保障，原因是多方面的。要想改变现状需政府、房东、外来人口共同努力。有一点是明确的，外来人口来到城市，不注重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是站不稳脚的。同时政府也应该根据外来人口这一群体的特殊性制定相应的保障措施。政府应尽快关注外来人口，制定有效综合配套监管措施，加强监管；制定使外来人口有序，城市有需的合理流动秩序；理顺政府与房东、房东与承租人之间的关系，缓解和消除矛盾；制定统一规范的住房租赁合同文本，规范住房租赁市场，促其向前良性发展；加快都市村庄改造进程；兴建外来人口公寓。为外来人口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发展环境。

第四部分

参考文献：

人口状况 第6篇

【摘要】目的了解目前流动人口妇女孕产期保健状况，分析其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定制出具有较高科学合理性的干预对策。方法选择2012年1月至2012年5月XX市的育龄妇女共2086名，对这些流动人口的育龄妇女建立产期保健卡、产前检查、产后访视以及住院分娩等情况进行了统计学分析。结果家庭收入的不同、文化程度的不同、配偶文化程度的不同，这些因素导致流动人口妇女孕产期保健状况尤其是孕产期保健服务利用情况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①状况分析：不同的家庭收入情况、不同的文化程度情况以及不同的配偶文化程度是导致目前流动人口妇女孕产期保健状况的最为主要的三个因素；②干预对策：首先，采用多种灵活、有效的宣传教育方式来强化对流动人口育龄期妇女尤其是其家属的保健知识教育，使其具备一定的保健知识水平；其次，合理降低孕產期保健服务的收费水准，减轻流动人口家庭的经济负担，让流动人口育龄期妇女能够享受到基本的孕产期保健服务。总之，强化和深化对流动人口育龄期妇女的孕产期保健管理力度与深度是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干预对策。

【关键词】产妇卫生保健服务；流动人口；育龄期妇女；对策

人口状况 第7篇

关键词：流动人口,诚信,城市

诚信作为道德之本, 无论对于个人、企业及社会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有学者认为在道德方面存在公德和私德两种体系。私德体系是人们在熟人社会中所遵循的道德体系, 而公德体系是人们在陌生人社会中所遵循。我国文化传统历来重视私德体系, 而轻视公德体系。遵循这样的观点, 城市流动人口离开了自己的家乡, 到陌生的地方去打拼, 就更容易出现不诚信行为。事实果真如此吗?为了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 对城市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的诚信状况进行比较研究很有必要。

一、工具与方法

采用自编的《个人诚信状况调查问卷》对居住在城市中工作的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进行调查。问卷由两部分构成, 其一为调查对象基本信息, 其二为问卷主体部分, 由48个条目组成, 涵盖公共诚信 (9个条目) 、家庭诚信 (4个条目) 、人际诚信 (6个条目) 、网络诚信 (4个条目) 、职场诚信 (4个条目) 与经济诚信 (21个条目) 诸领域。经济诚信又分为合同协议诚信、生产交易诚信、税务金融诚信、日常经济诚信, 条目数量分别为5、5、5、6。问卷采用五点记分制, 得分越高, 诚信水平越高。为了提高答卷的可信度, 正向记分、反向记分题目混合在一起。问卷信度检验结果, 克隆巴赫一致性系数是0.772。

问卷调查采用实地调查和问卷星网络调查两种形式进行, 最后实地调查回收到有效问卷105份, 网络调查回收到有效问卷63份, 共168份。

采用SPSS22.0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统计, 主要统计方法是!2检验、t检验与单因素方差分析。

二、研究对象

以调查对象对“是否为本市常住人口”的回答来区分城市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 回答为是的判定为非流动人口, 回答否的判定为流动人口。据此, 样本中有68人为流动人口, 100人为非流动人口。对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的主要基本信息做!2检验, 结果发现本次调查虽然只有168人, 但涵盖了餐饮、美容美发、建筑、批发零售等诸多流动人口集中的行业。另外, 从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月收入等基本信息来看, 在城市工作的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并不存在明显差异。值得一提的是城市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在文化程度上已无统计学上的差异 (!2=3.08, p=.379) , 说明流动人口文化素质越来越高, 也可以说是越来越多的高学历人才加入到城市流动人口的行列。当然, 城市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在所从事行业上还是有极其显著地差异 (!2=23.54, p<.000) , 流动人口更多的从事服务、建筑业等, 而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其他行业的流动人口百分比要明显少于非流动人口。

三、结果与分析

(一) 城市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诚信的一般状况

城市人口诚信状况会直接影响整个城市的发展与文明和谐程度。为了很好的说明调查对象诚信的一般状况, 对诚信的各个维度进行描述性统计, 计算出各个维度诚信的指数 (维度总分/维度题目数) 并计算其均值, 具体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样本诚信总体状况指数均值为3.84, 诚信水平中等偏上。从诚信的各个维度来看, 不论是城市流动人口还是非流动人口, 排在第一位的都是经济诚信, 处在第二位的是家庭诚信, 紧跟其后的是网络诚信, 公共生活领域诚信排在最后。经济诚信水平之所以是最高的, 分析原因可能为经济上的诚信与法律直接联系在一起, 如果不诚信, 很可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所以大家对此的焦虑水平更高, 更愿意积极地去遵守。而公共诚信之所以排在最后, 恰恰证明仅凭道德去约束人们, 让人们去诚实去守信, 往往效果不大。公共诚信指的是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 人们对社会共同准则的遵守情况, 包括诸如自觉排队、听从指挥、维护公共卫生等, 其发生与否主要受道德的制约。

对经济诚信子维度进行统计, 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 城市工作人口在税务金融领域诚信度最高, 达到4.4分, 而在日常经济生活中诚信水平最低。表3的结果再一次证明法律在人们诚信践行中的重要性, 道德制约的低效能, 因为日常经济诚信更多的受到人们道德水准的制约, 所以它会排在最末位。

(二) 城市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诚信状况的比较

对城市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诚信状况及差异性进行统计, 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 城市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在家庭诚信、人际诚信、网络诚信以及诚信总分上存在差异, 城市流动人口诚信水平低于城市非流动人口, 其中家庭诚信的差异水平达到非常显著水平, 其余三个维度差异也达到显著水平, 详见表4。分析原因可能为城市流动人口离开自己熟悉的家乡来异地打工, 也就离开了传统的地缘控制下的熟人社会的道德制约, 所以出现诚信水平下滑的现象, 而这种差异没有出现在主要受法律制约的经济诚信上, 也说明熟人社会中诚信更多的受道德制约的现象。对经济诚信的具体维度进行统计检验, 结果发现在税务金融方面, 城市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也存在显著差异 (t=2.08, p<.05) 。也就是说, 流动人口更可能会出现偷税漏税、恶意透支、使用假币等不诚信行为。

(三) 城市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诚信状况的影响因素

1. 性别与诚信

性别是否会影响城市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的诚信水平?对此进行检验, 结果发现, 诚信在性别上具有差异性, 具体表现在网络诚信水平、经济诚信水平以及诚信总分上都是男性不如女性诚信水平高, 其差异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1, .01和.05。对经济诚信的各个具体维度进行检验, 发现不同性别调查对象在生产交易诚信和日常经济诚信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t=-2.55, p<.05;t=-3.31, p=.001) 。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类似。有研究者在分析男女大学生诚信水平的差异时, 提出这可能与男生从小受到的教育、社会经历及生物学因素的影响。

2. 行业与诚信

城市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所在行业对其诚信水平有影响。不同行业人口的诚信水平在经济诚信和诚信总分上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 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1。而不同行业城市人口经济诚信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对合同协议的遵守履行上 (p<.001) 。事后检验发现, 在诚信总分上, 饮食服务业与其他行业存在显著差异 (p<.05) , 美容美发业与批发零售业存在显著差异 (p<.05) , 美容美发业与其他行业存在极其的显著差异 (p<.001) 。在经济诚信上, 不同职业人口在诚信水平上与诚信总分上存在一致的差异。具体而言, 都是饮食服务业从业人员的诚信水平显著低于其他行业, 美容美发业极其显著的低于其他行业, 美容美发业诚信水平也显著低于批发零售业从业人员。在合同协议的遵守履行方面, 饮食服务业低于批发零售业 (p<.05) , 非常显著低于其他行业从业人员 (p<.01) , 美容美发业非常显著低于建筑业、批发零售业 (p<.01) , 极其显著低于其他行业 (p<.001) 。美容美发业及饮食餐饮业有更多的流动人口, 这可能会拉低这两个行业的诚信水平。

3. 收入与诚信

对不同收入的人群诚信水平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在诚信总分及其主要维度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但在对经济诚信中的日常经济诚信进行分析时, 发现不同月收入的调查样本, 其日常经济诚信水平有所不同 (F=3.30, p<.05) 。事后检验发现, 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样本日常经济诚信水平高于月收入在3000—5000元的 (均值差=1.73, p<.05) , 月收入在2000—3000元的极其显著地高于月收入在3000—5000元的 (均值差=2.14, p<.001) , 而月收入在3000—5000元的显著低于月收入为5000—8000元 (均值差=-1.59, p<.05) , 尽管并未发现月收入在3000—5000元的城市工作人口日常经济诚信水平显著低于月收入8000元以上的, 但月收入在3000—5000元的日常经济诚信均值在所调查的不同收入群体中是最低的。本研究中, 日常经济诚信主要指的是向亲朋借钱归还情况、顺手牵羊行为、赌博行为、逃票行为、各种费用如电费物业费等缴纳情况以及车险骗保情况等。月收入在3000—5000元的城市工作人口之所以在这一维度的诚信水平低于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以及月收入在2000—3000元的, 主要原因可能为月月收入更低的群体相比, 月收入为3000—5000元的在所调查城市中可能是刚好买得起轿车、房子的群体, 经济压力较大, 所以可能会有更多的日常经济不诚信的行为。所以本调查结果并不能推翻“仓廪实而知礼节”的古训。

此外, 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对城市流动人口及非流动人口诚信水平没有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一) 城市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诚信总体水平中等偏上, 但公共诚信水平最低

公共生活领域不成文规定的遵守更多是受道德制约, 公共诚信水平较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公民公德水平较低的现象, 如何提高我国公民公德水平是一项长期的、涉及面广但具有战略意义重大的系统工程。政府、社会、公民自身都要积极参与公德建设中来, 做好舆论宣传、奖惩分明, 实施道德立法, 开展公德教育, 提高公民道德自觉性等措施都有助于提升城市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的诚信水平。

(二) 城市流动人口在家庭诚信、人际诚信、网络诚信、诚信总分以及经济诚信中的税务金融诚信低于城市非流动人口

有关部门应该加大对城市流动人口的监管和教育, 将城市流动人口诚信情况进行归档管理, 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切实让那些不诚信的人受到相应的制裁。尽快帮助城市流动人口熟悉所在城市的人文和地理环境, 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朋友圈, 强化道德对诚信的制约作用, 也是有助于提高城市流动人口诚信水平的。

(三) 性别、行业、月收入是影响诚信的主要人口统计学变量, 而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对诚信没有影响

男性、饮食服务业、公共场所服务业、月收入在3000—5000元的人口在诚信方面是应该关注和监管的群体。月收入在3000—5000元的城市工作人口在中等城市中属于中间力量, 该群体诚信水平低下, 直接影响城市的文明程度和发展前景。相关部门应了解该群体失信的原因, 对症下药, 对践踏经济法的行为严惩不贷, 对因相关部门工作不利造成的失信行为, 要制定合理的规章制度, 改善工作作风。总之, 通过各种方式提高该群体的诚信水平。

总之, 处在陌生人社会中的城市流动人口更容易出现不诚信言行, 但影响诚信水平高低的因素是复杂而多样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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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秀芹.大学生诚信状况调查报告——以河北省唐山市大学生为例[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5, 02:113-116.

[3]史兆光, 林红霞.城市生态和谐与公民公德素质的提升[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 03:122-124.

人口状况 第8篇

世界卫生组织(WHO)对老年人的划分标准为:44岁以下的人群称为青年人,45～59岁为中年人,60～74岁为准老年人(老年前期或年轻的老年人),75～89岁为老年人,90岁以上称长寿老人。以此为标准,对“五普”、“六普”60岁以上老年人口分年龄增长率进行数据分析,探讨不同年龄结构的变化对全国各地区老龄化的作用。

2000年全国60～74岁的年轻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8.21%,主要来自乡村5.35%,其次为城市1.91%,镇区0.96%;全国75～89岁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2.17%,主要来源农村1.49%,其次为城市0.44%,镇区0.24%全国9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0.08%,主要来源农村0.05%,其次为城市0.02%,镇区0.01%。2010年全国60～74岁年轻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9.96%,主要来自乡村555%,其次为城市2.60%,镇区1.81%;全国75～89岁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3.22%,主要来源农村1.81%,其次为城市0.84%,镇区0.56%;全国9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0.15%,主要来源农村0.08%,其次为城市0.04%,镇区0.03%。

通过比较可知,2000—2010年60～74岁的年轻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8.21%增长到9.96%,城市与镇区的增长贡献较大,乡村的变化不大,75～89岁的老年人口从2.17%增长到3.22%,城市、镇、乡村的增长比例相当,全国9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人口增长较少,城市、镇、乡村的变化也较小。

二、全国各地区老年人口分年龄增长率

假设2000—2010年中国人口按照指数增长,计算人口增长率,详见表1.从全国各地区老年人口分年龄增长率的变化,可以观察60以上年龄结构的变化对各地区老龄化的作用。

年轻老年人口增长较快的省份是宁夏、黑龙江、新疆、甘肃、吉林、陕西、青海、湖北、四川,增长率在3%以上;增长较慢的省份是西藏、海南、福建、广西、云南,增长率在2%以下。

老年人口增长最快的是北京,增长率达到7.67%;紧随其后的是黑龙江、青海、内蒙古,增长率在6%以上;增长较低的是河南、西藏,增长率为3.05%和3.08%。

长寿老人人口增长最快的是湖北,增长率达到10.43%;陕西、安徽、内蒙古、江西、黑龙江增长率在9%以上;增长率较慢的是新疆,增长率只有0.41%,这可能与普查的数据质量有关系;广西、青海、河北、辽宁,增长率在6%以下。

总的来看,年轻老年人口的增长率较低,75～89岁老年人口的增长率居中,长寿老人人口的增长率最高,但各阶段老年人口数量不同,年轻老年人口数量大,增长率在1.29%～3.86%的水平上,对各地区的老龄化程度的贡献作用也是最大的。

三、全国各地区城、镇、乡老年人口分年龄增长率

关于普查中城市人口的确定是依照“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来分类统计的,最近两次普查是六普和五普,所依据的“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分别是1999年版和2008年版。在1999版中划分为“城镇”和“乡村”,在“城镇”中分为“城市”和“镇”。在2008版中也划分为“城镇”和“乡村”,但在“城镇”中分为“城区”和“镇区”。这里的“城区”也就是过去的“城市”,只是含义更为贴切。

“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即在此区域内的常住人口皆统计为城市人口。

“镇区”是指在城区以外的县人民政府驻地和其他镇,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与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不连接,且常住人口在3000人以上的独立工矿区、开发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特殊区域及农场、林场的场部驻地视为镇区。

“乡村”是指本规定划定的城镇以外的区域。

近些年来,我国的加速城镇化进程,李强将我国的城镇化推进模式归纳为以下7类:建立开发区、建设新区和新城、城市扩展、旧城改造、建设中央商务区、乡镇产业化和村庄产业化[1]。城镇设置、户籍政策、城镇地域范围的变化,都会影响城镇人口的统计数量。

按照普查中的分城、镇、乡,来分别计算全国各地区老年人口分年龄的增长率。

(—)全国各地区城市老年人口分年龄增长率

城市年轻老年人口增长率较高的省份是宁夏、江苏、广东,在5%以上,云南、新疆、江西、安徽、内蒙古、福建、四川、甘肃增长率在4%以上;增长较慢的省份是辽宁、上海、山西、黑龙江,增长率在3%以下。

城市老年人口增长率较高的省份是青海、宁夏,增长率是11.51%、11.23%,新疆、甘肃、内蒙古增长率在10%以上,北京为9.15%;增长率最低的省份是西藏4.14%,湖北、重庆、上海、山东、湖南增长率在5%～6%。

城市长寿老人人口增长率较高的省份是内蒙古、甘肃、江苏、安徽、云南,增长率均在10%以上,增长率较低是西藏、广西,增长率为4.39%、4.89%,海南为5.21%

可以看出表2中城市的年轻老年人口、老年人口、长寿老人人口3个年龄阶段的增长率均高于表1中各省总体的各年龄阶段老年人口的增长率,全国老龄化进程中城市的老化速度较快。

(二)全国各地区镇区老年人口分年龄增长率

镇年轻老年人口增长率最高的省份是河北,达13.26%,湖南、河南增长率为10.93%、10.42%,青海、重庆、江西在9%以上。增长率最低的是天津,为-1.44%,也就是说10年间天津镇区居民的年轻老年人口没有增长反而下降,北京、广东为2.37%、2.76%。

镇老年人口增长率最高的省份依然是河北高达16.02%,湖南14.26%,青海13.13%,河南、甘肃、新疆、重庆、江西、安徽、宁夏、云南增长率高于10%;天津的增长率最低为-0.68%,也就是镇区老年人口有所下降,西藏增长率为4.09%,北京、广东、上海、辽宁增长率均低于6%。

镇长寿老人人口增长率河北居首17.14%,湖南16.22%,河南、湖北、江西、安徽、宁夏在14%以上;增长率最低的是天津0.98%,镇长寿老人人口有缓慢增加,北京6.45%,广东、辽宁、新疆、贵州、上海增长率均在8%以下。

从表3中可以看出,镇区老年人口分年龄增长率与城市的增长率形势不同,增长率畸低的主要集中体现在北京市、天津市两个直辖市,天津60～89岁老人出现了负增长。增长率畸高的主要在河北省,河北3个年龄阶段的老年人口增长率都是远高于其他省份的镇区老年人口增长率。

(三)全国各地区乡村老年人口分年龄增长率

从表4可以看出,乡村年轻老年人口增长率最高的省份是黑龙江3.61%,吉林、辽宁、甘肃、上海、宁夏、陕西增长率高于2%;增长率最低的是海南0.07%,江苏、福建、广东、湖南、北京、河北、江西、云南均低于0.5%。

乡村老年人口增长率较高的省份是海南、黑龙江、上海、贵州,高于4%;增长率最低的是新疆0.85%,河南、河北、江苏、辽宁、江西、陕西在2%以下。

乡村长寿老人人口增长率较高的省份是湖北、黑龙江、陕西,高于9%。增长率最低的是新疆-2.54%,天津2.56%,河北、青海为3.31%和3.89%,北京为4.52%。

与城镇不同的是,乡村的年轻老年人口和老年人口的增长率都较低,而长寿老人人口的增长速度较快,农村面临着长寿老人人口急剧增多的现状。新疆长寿老人人口出现负增长的现象,可能因为普查数据误差而产生的。

四、总结与讨论

从全国各省分年龄老年人口增长率来看,60～74岁年轻老年人口的增长率为1.29%(西藏)～3.86%(宁夏),75～89岁老年人口的增长率为3.05%(河南)～7.67%(北京),9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人口增长率为0.41%(新疆)、5.35%(广西)～10.43%(湖北)。全国各省都不同程度地面临老年人口增长的形势,2010年60～74岁的年轻老年人是在1935—1949年出生的人,也就是在新中国建立前后出生的人,1950年是中国第一次婴儿潮的起点,随着第一次婴儿潮1950—1960年的人进入老年期,在2010—2020年这10年时间里年轻老年人口增长速度会急剧加快。75～89岁老年人口也在快速增长,这个年龄阶段的老年人相比年轻老年人需要更多的照顾与护理医疗资源,增长率排在首位的是北京,达到7.67%,紧随其后的是黑龙江、青海、内蒙古,养老设施与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成为各省突显的重要问题。9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人口增长速度远快于其他年龄阶段的老年人,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水平的提高。

从各省城市分年龄老年人口增长率来看,60～74岁年轻老年人口的增长率为2.43%(辽宁)～5.77%(宁夏),75～89岁老年人口的增长率为4.14%(西藏)～1.51%(青海),9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人口增长率为4.39%(西藏)～10.83%(内蒙古)。与各省整体的分年龄老年人口增长率比较,60～74岁、75～89岁两个阶段的城市老年人口增长率均高于各省的增长率,说明全国的老年人口增长中,城市老年人口的增长贡献较大,城市迎接人口老龄化的任务也是最重的。

镇区在空间上、在经济发展水平上都是城市与乡村的连接与过渡,镇区的分年龄老年人口增长率应该也同样处于城市与乡村的中间状态,但各省的情况显现出巨大差别。60～74岁年轻老年人口的增长率为-1.44%(天津)、2.37%(北京)～13.26%(河北),75～89岁老年人口的增长率为-0.68%(天津)、4.09%(西藏)～16.02%(河北),9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人口的增长率为0.98%(天津)、6.45%(北京)～17.14%(河北)。天津市镇区老年人口出现了负增长,北京市镇区老年人口的增长率也处于较低水平,分析原因一方面是天津与北京属直辖市,以城市居民为主,镇区居民少,另一方面是行政区域规划由镇区变为市区,从而直接减少了镇区老年人数量;而天津市与北京市紧邻的河北省镇区出现畸高的增长率,一方面的原因是河北省撤乡设镇,使很多地区从乡变镇,出现镇区总人口增加,同时镇区老年人口也同样增加。2000年以来,尤其是2005年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政策,又引导了新一阶段的农村就地城镇化发展模式。以河北农村为例,就地城镇化很大程度是乡村工业化的结果,它与城市现代工业直接进入的外向型发展模式有着本质差异,体现出农村自发的自下而上发展的特征。另一方面的原因可能是天津、北京实行严格的户籍限制,而河北的户籍相对宽松,由于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带动了河北的经济发展,吸引了大批外来人口,同时也有大量的随迁老人定居河北。从其他省的增长率可以看到镇区老年人口的增长率高于城市老年人口的增长率,应同样是由乡变镇的行政区域规划造成的,但这部分老年人与城市的老年人在各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以往的研究把城市与镇化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有欠妥当。

从各省乡村分年龄老年人口增长率来看,60～74岁年轻老年人口的增长率为0.07%(海南)～3.61%(黑龙江),75～89岁老年人口的增长率为0.85%(新疆)～4.37%(海南),9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人口的增长率为-2.54%(新疆)、2.56%(天津)～9.70%(湖北)。乡村老年人口各年龄阶段的增长率均低于城市和镇区的老年人口增长率,但是乡村老年人的基数要比城市大两倍左右(见表1),全国的大部分老年人居住乡村,即使在较低速增长的状态下,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参考文献

[1]李强,陈宇琳,刘精明.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2(7):8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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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健.流动人口不同归属情景下中国各地区人口老龄化形势[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6(1):38-46.

宁波市外来人口语言生活状况考察 第9篇

关键词：经济发达城市,外来人口语言生活,现状分析,对策研究

一背景

我国目前正处于城市转型的高峰期,每年大约有1800万来自农村地区的人口进入城市,外来人口正在成为城镇人口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国家统计局于2005年底组织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全国人口中,流动人口有14735 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4779万人,这些流动人口大部分集中在城镇。这意味着全国各城镇中有1亿多外来人口。

浙江省是外来流动人口较多的省份之一。据浙江省公安厅统计,2005年全省登记发证的流动人口总量为1291万,其中来自外省的为1077万,占83.4%。

大量的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形成了我国城市多外来人口的局面。多外来人口城市的语言生活有什么变化?外来人口特别是省际流动的外来人口对城市语言生活会有什么影响?流动人口使用的家乡话、城市居民使用的本地话、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三者之间又是怎样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的?我们以宁波市区为例对外来人口的语言生活情况进行了调研。

宁波是浙江省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城市,是外来人口最多的一个城市,也是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独特的“宁波帮”文化以及“石骨铁硬”语言特色的方言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宁波经济的高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劳动力。1990年后外来劳动力流入的增长速度保持在20%左右,近5年来外来流动人口平均每年增加37万人左右,而且速度还在不断加快。[1]据2007年3月宁波市政府报告中的数据表明:宁波全市常住人口基数为700多万,而外来流动人口已超过290万,占常住人口的41.4%,居浙江省第一。[2]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这一经济发达城市中外来人口的语言生活状况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二调查方法和对象

为全面了解外来人口在经济发达城市中的语言生活状况,我们对宁波市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抽样调查。调查历时一个半月,共发放调查问卷①2100份,回收有效问卷2031份。其中10%的问卷由调查员与外来人口进行一对一问答,并同步录音,以保证问卷数据的真实有效。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1.来源地比较复杂

根据调查得到的数据,宁波市的外来人口主要来自外省,人口比例达92.6%,涉及到周边和西部不发达地区的18个省,其中来自安徽、四川、江苏、河南的占76.3%。在语言区域的分布上,这些外来人口的原居住地基本上属于北方方言区。

2.以青壮年为主,男性比例较高

从年龄结构来看,外来人口以青壮年为主,20～50岁的占89%,小于20岁的和大于50岁的只占11%左右。

从性别比例来看,男性人数远远高于女性,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的比例分别为69.5%和30.5%。

3.受教育程度比较低,主要从事体力劳动

调查显示,外来人口受教育程度比较低,主要是初中及以下学历,比例高达79%,大专及以上的比例仅占3%。由于文化程度低,他们的就业范围只能是一些无需太高文化程度和技能的行业,主要从事的是体力劳动。

从就业途径看,主要集中在第二、第三产业,其中制造业和建筑业占了50%以上。

4.人口的结构比较稳定,变化较小

我们将本次调查的基本情况与2005年宁波市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3]进行比较,结果大致相符,说明外来人口结构相对稳定。

本调查侧重于外来人口语言的初始形成和变化的调查,问卷设计中主要针对的是外来务工人员,15岁以下的外来人口主要为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他们不属于务工人员,在调查中未涉及这一人群。因此本调查中调查对象的年龄、文化程度比例与1%人口抽样调查相比,差距约为10个百分点。

相对稳定的外来人口结构,保证了语言生活演变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三调查结果

(一)调查对象的语言形成情况

1.儿童时期学会的主要是老家话

一个人的语言习得主要来自母语。儿童初始语言是人的一生中掌握较为稳定的一种语言,它对今后其他语言的学习有着重要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外来人口中有98%的人最初学会的语言是老家话,与父母或抚养人说得最多的也是老家话。

由于调查对象大多生活在北方方言区,因此,在调查中,他们常常把老家话与普通话混同起来,例如安徽北部地区阜阳市、凤阳县、安庆市、合肥市、颍上县等地,方言韵母和普通话韵母的对应较为一致,因此在对“儿童时使用普通话还是老家话”的问题进行选择时,有一部分人既选择了老家话也选择了普通话,有12.4%的人宣称与父母交谈时使用普通话。由于无法厘清什么是普通话,什么是方言(老家话),加上这些被认为是普通话的方言在南方方言区使用基本上不存在交际上的障碍,使得外来人口在出来打工的初始阶段,在学习、提高普通话的积极性方面受到了一定的制约。

2.普通话学习很大程度上依靠学校教育

尽管方言与普通话在发音上的差距较小,还是有不少外来人口在学校期间真正接触到了普通话。调查对象中有66.5%的人承认是在学校期间学会说普通话的。至于提高普通话水平的原因,既是因为实际生活需要(45.3%),也是因为打工需要(22.1%)。

调查的另一项数据显示:随着国家普及普通话工作的进一步推进,外来人口的普通话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如在外来人口的老家,小学教师用家乡话进行教学的比例在逐步下降,从原先的39.4%下降到25.3%,这对于提高新生代外来人口的普通话水平有着积极意义。

(二)调查对象的语言态度

1.对老家话比较钟情,生活中比较喜欢使用老家话

外来人口中,在本地有亲戚、同乡的人员占98.5%,有78.3%的外来人口是与自己的亲人或同乡住在一起,这让他们保持了同一种语言(老家话)小聚居环境,在这种小聚居环境中,人们的日常生活语言基本上是老家话。使用老家话可以增加亲切感、凝聚力,让人找到了家乡的感觉,但同时也影响着外来人口吸纳、融入本地文化。因此,解决好语言问题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

2.学习普通话的积极性比较高,希望自身的水平有所提高

在这种语言文化的冲突中,国家通用语言显然占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对语言发展前景的期望的调查中,有95%的人希望普通话有发展,其中84.7%的人希望有很大的发展。而希望老家话和本地方言有发展的比例就要低得多,希望有很大发展的比例则更低。

在对待学习和使用方言与普通话的态度上,偏向性也十分明显。有42.4%的人希望自己能够准确流利地使用普通话,有52.2%的人只要求自己能用普通话进行一般的交流。这说明作为交际用语,人们对自身的普通话水平期望值较高,学习的主观愿望比较强烈。但对于本地方言,半数以上的人认为能听懂就行,只有9.4%人希望能准确流利地使用,体现了对本地方言某种程度上的排斥。

3.对学习本地方言、其他地区方言积极性不高,工作、生活中较少使用这些方言

1)对本地方言、其他地区方言主要依靠工作关系自然习得

外来人口的本地方言是如何习得的呢?调查显示,由于外来人口和本地人接触最多的是在工作中,而与其他汉语方言人群交往主要是在日常生活中,因此,本地方言一般是在出来打工后,在大杂居小聚居的工作环境中自然习得的,学习本地方言主要是为工作实际需要服务;学习其他汉语方言主要是通过社会交往自然习得,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社会交往。

另一组调查数据显示,外来人口掌握本地方言、其他地区方言的比例较低,而且其方言习得情况与居住时间不成正比,这也说明了外来人口没有主动学习本地方言、其他方言的愿望。

2)有使用本地方言意向,但学习与使用的积极性不高

由于宁波人比较喜欢使用方言,外来人口尽管掌握本地方言的水平偏低,但在与本地人进行交流时,也会尝试使用本地方言。有17.2%的人表示在与本地熟人聊天中,会使用本地方言;有13.3%的人表示去本地市场买东西时会使用本地方言。这种情形往往是非主动性的,是在强势文化下的一种被动行为,体现了宁波方言的顽固性,也体现了外地人口在语言使用上的某种无奈与屈从,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推广普通话工作的进程。

(三)普通话与老家话为主的多语生活

语言环境主要是指使用语言的人群居住的环境及其语言的社会使用价值,主要通过社会实用性去制约或促进语言的发展、变化。在宁波市的外来人群中,存在着三种形态的语言:老家话(来源地方言)、本地方言(即宁波话)、通用语言(普通话)。由于外来人口来源地的复杂性,就形成了多语并存的语言生活局面。

在两种以上语言并存的环境中,必然存在着一种强势语言,而哪种语言能成为强势语言,主要是由生活环境和语言环境决定的。在日常生活中,由于生活环境的特殊性,外来人口往往会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使用不同的语言。

1.普通话作为通用语言被普遍认可

1)普通话的听说能力优于本地方言、其他地区方言

除老家话外,外来人口在听和说的能力方面,普通话最强。100%的人能听懂老家话和普通话,能用这两种话交谈的也是100%;但在熟练程度上,普通话略逊于老家话。

在小聚居大杂居的环境中,外来人口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本地方言和其他汉语方言的影响,但对这些方言的掌握程度要大大低于普通话和老家话。在听说方面,听的能力比说的能力要强一些:能听懂本地话一些日常用语的占41.4%;听懂其他方言一些日常用语的占19.2%;能说一些本地话日常用语的为22.2%;能说一些其他方言日常用语的约占5%左右。

2)普通话使用频率最高

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面对不同的交际对象,外来人口会选择不同的语言。在比较陌生的环境、比较正式的场合,外来人口用得最多的是普通话,普通话使用率在90%以上;在与亲友谈论国家大事或观看球赛时尽管比较喜欢使用老家话,但由于一些专业词汇和语法无法完全用老家话进行表述,因此,使用普通话的比例还是高于老家话,两者并用、并存;在与本地人接触中会使用本地方言,但使用的比例低于10%。

在对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中可以看出,普通话使用频率相当高:表示每天使用或经常使用普通话的人占98%;老家话排在第二位,占72.4%;本地方言和其他汉语方言使用率比较低:有72.4%的人表示平时根本不讲本地方言,而讲其他汉语方言的人则根本没有。

可以看出,不同方言区的人在交流时首选的是普通话,其根本原因是由于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它的重要地位是其他语言无法取代的。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的推广普通话工作的确已取得了重大成就。

3)在教育领域,普通话和英语的认同率很高

调查数据表明,外来人口不仅使用普通话的频率最高,而且对普通话的期望值也最高。他们希望通过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来获得语言权力的平等,进而取得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生活地位等的平等。因此,他们在开始打工后,对学习普通话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并强烈要求学校教育一定要使用普通话,以给下一代平等的教育权利。

在对子女语言发展的期望和对学校教学语言的选择上,希望子女学会普通话和英语的人分别占65.5%和57.6%,而选择学会老家话的人占41.4%,选择学会本地方言的人更少,只占17.7%。对于学校的授课语言,希望使用普通话的比例是67%,英语是33%,没有人要求用方言授课。

虽然有41.4%的人希望子女能学会老家话,但是在对待子女不会说老家话的问题上,绝大多数人仍持理解与宽容态度:有79.5%的人表示愿意接受或无所谓,只有20.5%的人觉得很可惜。

2.情感态度上偏向老家话,实用性上偏向普通话

1)情感上偏向老家话

人们对自己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语言或者第一习得的语言,往往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这是一种共同社会心理因素起作用的结果。这在对语言的态度上就表现出了这种偏向性:表示一直喜欢老家话的人占76.4%,一直喜欢普通话的人占56.7%。

但这种偏向性也会随形势的发展而有所改变。在对语言的情感态度的变化上,有33%的人表示原来喜欢普通话,打工之后更加喜欢了。正因为这样,所以在出来打工以后,喜欢老家话的比例下降了,这从图表中明显可以看出。

2)实用性方面,普通话最重要

在对待普通话的问题上,更多的人是从实际的使用上来考虑它的重要性,这就从感性回归到了理性。在认为哪种语言最重要的问题上,一半以上的人选择了普通话,四分之一的人选择了老家话。这说明对外来人口而言,普通话在工作、生活中更为实用,更为重要,而这种实用性直接导致了他们对普通话喜欢程度的上升和学习普通话积极性的提高。由于外来人口占城市人口比例的40%以上,所以这种对普通话的喜欢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推动国家推广普通话工作进程的作用。

3.普通话水平明显提升,老家话水平逐步下降

1)普通话水平得到提升

因为使用老家话会对交际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外来人口一般会使用普通话进行交际。在这方面,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无疑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在经济发达地区,作为弱势群体的外来人口,为了在意识上提升其身份和地位,以弥补在政治、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在使用普通话的同时,还会不自觉地提升自己的普通话水平。调查显示,有64.5%的人认为相对于以前,说普通话的机会多了,有58.1%的人认为普通话比以前标准了。

2)老家话水平逐步下降

在普通话水平不断提升、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的情况下,老家话水平在持续下降。调查中,有25.6%的人认为老家话有些音发得不准了,有16.3%的人认为有些意思用老家话表达不出来了,有27.1%的人表示在与老乡用老家话交流时会夹杂普通话或其他方言。这是一种在多语并存现实中必然产生的融合与发展,是正常的语言变异现象,符合语言发展的规律。

3)对发音标准度比较宽容

面对自己的老家话发生的一些变化,大多数人认为这是正常现象,在心理上没有歧视和差异感。

面对普通话或本地话时,大多数人比较自信,认为自己的普通话只要能够达到交际目的,就不用太在乎是否标准;对方的普通话只要自己能够听懂,也不用在乎是否标准,这些观点,表达出外来人口对语言的宽容度,也体现了一种语言和谐精神。

(四)语言生活的交互影响

1.方言因子与消极的语言态度

学习某种语言,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交流,这是语言的最基本的功能。调查显示,表示学习普通话是为了与人沟通的占93.1%,为了工作或外出需要的占85.7%。学习本地方言的目的与学习普通话的情况相一致,主要也是为了沟通与工作需要。

虽然外来人口的普通话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而且使用普通话的比例很高,但由于部分外来人口的普通话乡音较重、普通话水平较低,在用普通话表达时心理上有障碍,所以在生活中还常常因为语言不通而遇到问题。同时由于宁波本地人普通话的使用并不广泛[4]

3.积极做好外来人口、本地居民普通话培训工作

在调查中发现,外来人口普通话学习中存在的不是主动性、积极性等认识方面的问题,真正使他们受到限制的主要是普通话水平问题。其次,外来人口遭遇的语言障碍可能是单方面交流障碍,即本地人使用的语言外地人听不懂。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做好语言环境的建设,打破小语言岛环境,促进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的融合,同时更需要加强对外来人口和本地居民的普通话培训。

做好外来人口普通话培训工作可以由政府牵头,依托高校资源,联合社区力量,采用普通话进社区、普通话义务培训班、学生普通话示范员培训等形式开展培训;对本地居民的普通话培训,一是要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居民学习普通话的热情,二是要将培训形式多样化,将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切实提高本地居民的普通话水平。

城市居民(包括外来人口)普通话水平的提高,对于创建一个和谐的语言生活环境,构建文明进步的和谐社会生活,必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4.大众传媒要谨慎对待方言类节目

普通话是全国通用的语言,是教学用语和媒体用语,也是国家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用语。《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规定,从2007年4月1日起,广播电视播音确需使用方言的,应当报经国家或者省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批准,并在规定时间内播放;电视播放的,还应当加配规范汉字字幕。这是对生活中语言现象的一种规范要求,也是对语言生活的一种引导,应当认真贯彻执行。

方言类节目的播出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外来人口更好地融入当地的生活,但方言类节目对推普工作有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在对待方言类节目的态度上要谨慎,以不影响促进全民族和谐这个主题为前提,以建立和谐的语言生活为目的,合理定位,规范管理。

参考文献

[1]张爱琴.全面贯彻落实《决定》精神推动全市人口计生工作再上新台阶[R].http://www.nbjsw.gov.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236,2007-10-23.

[2]郭正伟.在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R].http://www.nbjsw.gov.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235,2007-10-23.

[3]宁波市统计局,市普查中心.关注外来人口共建和谐宁波[Z].http://www.nbstats.gov.cn/read/20070821/23813.aspx,2007-10-23.

天津市人口发展状况30年实证分析 第10篇

改革开放30年来, 天津市作为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中国北方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 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尤其是随着滨海新区这一国家战略的稳步实施, 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已进入全新发展阶段。人口问题作为关系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是影响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因素, 同时也为引导人口与城镇合理分布、完善计划生育工作机制以及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人口发展状况通常包括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等指标, 这些指标直接影响着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运行质量和社会事业的发展水平等。因此, 了解本地区人口变化趋势, 特别是现阶段人口发展状况, 是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 也是加快农村城镇化步伐的必要前提。

一、天津市30年人口现状分析

(一) 人口数量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为解决发展问题与人口问题, 始终坚持改革开放与计划生育两大基本国策。30年来, 天津市作为较早实行计划生育的城市之一, 始终贯彻落实计划生育工作, 严格控制人口过快增长, 统筹解决人口问题, 并在全国已率先实现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

21世纪以来, 伴随着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这一国家战略的全面推进, 在天津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 全市人口数量也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人口发展状况具有显著特征。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天津统计年鉴》, 可以发现近10年来天津市人口发展状况有如下特征, 如图1.图2所示。

1. 人口再生产由过渡型转变为现代型, 且出现两次生育小高峰

由图2数据可以看出, 1982—2011年天津市人口再生产逐渐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 目前已实现人口增长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与低自然增长率, 处于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尤其是到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 2001—2011年天津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始终保持在1‰左右, 每年都全面完成国家下达的人口计划, 实现并保持稳定的低生育水平。

与此同时, 由于受生育率上升、育龄妇女比例提高及生育政策等的影响, 从1982—2011年天津市人口再生产出现两次生育高峰, 即1987年前后和2007年以后。图2数据显示, 1987—1990年与2007年以后这2个阶段, 年末户籍人口年增长量均超过10万人次。这是自建国以来天津市出生人口进入的第三次和第四次生育高峰, 二者具有历史继承性。20世纪80年代第三次生育高峰时出生的人口现已进入婚育旺盛期, 且按照天津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最新规定:城市地区符合“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农村地区符合“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2个子女。目前, 进入生育年龄的人口多为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 且大多符合生育二胎政策。因此, 无论是从年龄结构还是从政策条件上, 2007年开始, 天津市出生人口明显增多, 出生人口进入第四次生育高峰[1]。

2. 人口总量快速增长, 但增量以外来人口为主

由图1可知, 天津市人口总量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 且常住人口数增长幅度远远大于户籍人口数增长幅度, 增量以外来人口为主。1982—2011年常住人口增长了近580万人, 增幅达74.8%, 增长的绝对量与相对量都呈刚性逐年稳步提高。同时, 形成两个外来人口增长高峰期, 即1990年前后与2006年滨海新区开发以后。1990年外来人口增长形成小高峰, 年增长28.92万人;而2006年到现在外来人口增长最多的是2007年, 一年增长高达75.74万人。

与此相对的是, 30年来户籍人口仅增长了不到222万人, 增幅为28.59%, 远远低于同期常住人口增长数量与增幅。同时, 形成的两个户籍人口增长高峰同样是在第三次和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期, 即1987年左右和2006年到现在。由此可知, 改革开放30年来天津市常住人口的跨越式增长主要是受外省市人口迁移流动的影响, 增加的外来人口是户籍人口增量的将近3倍。

3. 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由图1可知, 30年来天津农业人口数量仅增长了18.28万人, 增幅仅为5%, 占户籍人口比重由1982年的47%下降到2011年的38.37%。与此同时, 非农业人口增长了203.24万人, 增幅达49.48%, 占户籍人口比重由1882年的53%上升到2011年的61.61%, 远远高于同期农业人口绝对增量与增幅。由此可知, 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逐渐下降, 非农业人口比重逐渐上升, 天津市城镇化水平稳步提高。

总之, 通过分析天津市30年人口基本情况的相关统计数据, 笔者认为, 虽然天津人口增长已转型, 如何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适度人口规模、完善流动迁移人口的管理和服务, 更应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重点。

(二) 人口质量

改革开放30年来, 天津市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紧随国家制定的大政方针, 横向上与国家总体人口状况的历史变迁高度统一;纵向上该市各年份人口增长同样具有稳定性与一致性。因此, 在对天津市30年人口质量与结构进行分析时, 笔者采用了具有代表性的四次人口普查中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根据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现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关于天津市常住人口中各种文化程度和文盲人口数据公布如下, 见图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天津》

图3显示, 与1982年普查相比, 该市常住人口中具有大学 (指大专以上) 程度的人口由17.72万人上升到226.16万人, 增长了将近13倍;具有高中 (含中专) 文化程度的人口由103.42万人上升到267.23万人, 增幅为158.39%;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则由123.97万人上升到220.59万人, 增幅为77.94%;文盲人口 (15岁及15岁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 由108.87万人降至27.14万人, 下降了81.73万人。这些变化表明本市人口的文化程度已完成由初低级向中高级的转变, 普及文化教育提高人口素质已经初见成效, 并逐步走向教育大市。

(三) 人口结构

根据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现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关于天津市常住人口中各年龄阶段人口数据公布如下, 见图4。

资料来源:天津统计局《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天津》

图4显示, 与1982年普查相比, 天津市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 2010年0—14岁人口的比重为9.80%, 比1982年下降了15.7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为8.52%, 达110.23万人, 比1982年上升了5.12个百分点。这与人口老龄化特点不谋而合, 即人口金字塔中顶部与底部人口变化同时发生。由此可知, 在保持较低水平的出生率的同时, 特别是人口生育水平的迅速下降, 随着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巨大改善, 天津市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

同时, 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中, 15—64岁人口达到1 056.84万, 比1982年数量增加了将近450万人, 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上升到了81.86%。该年龄阶段作为劳动人口的主力, 说明天津市劳动力资源丰富, 不会出现劳动力数量短缺问题, 就业问题仍将长期存在。

二、问题及对策分析

(一) 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

21世纪以来, 尤其是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自1996年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以来, 天津市受外省市人口迁移流动规律的影响, 成为人口向城镇群、大城市区快速集聚的核心区域。同时, 随着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和新农村建设的稳步推进, 天津市自身城市化进程和城镇化水平也在逐年上升。面对经济迅速发展、社会不断变化、流动人口状况复杂等问题, 如何对人口迁移进行有序流动和合理分布将是影响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

针对由于人口迁移与流动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 笔者认为, 其根源在于我国自1958年推行城乡二元结构的《户口管理条例》, 这种户籍制度不仅加剧了城乡二元差别, 同时也阻碍了劳动力资源的自由流动, 不利于天津市经济的腾飞。因此, 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 应进一步放宽调整户籍准入政策, 完善与此相关的社会福利保障, 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同时, 人口与计划生育部门也应完善流动人口的登记制度和居住证制度, 加强人口信息统计工作等。

(二) 人口规模的适度与可持续发展

天津市自实行计划生育以来, 除了两个生育高峰期, 人口生育率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 控制人口在全国范围内成绩斐然。但与之相伴而来的则是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人口安全及新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独生子女成长风险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目前, 理论界对人口政策的争论主要存在两大派别。一派认为应坚定地执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保持稳定的低生育水平。其理论基础是马尔萨斯主义的“过剩人口论”。另一派别则认为, 政策应当放宽。其理论基础是“适度人口论”, 即适度人口就是指能够达到一个特定或一系列目标的“最佳”或“最理想”的人口规模, 而这样的人口规模可以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福利[2]。

适度人口论把人口过剩和人口不足看作是影响人类进步的消极因素, 认为只有适度人口才能使社会得到最大收益[3]。因此, 可持续发展的适度人口政策应以稳定低生育率、控制人口增长为手段, 以提高人口素质、加大教育投入为核心, 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基础社会建设等民生工程为关键, 依据经济最优人口理论实施适度人口战略。

(三) 老龄化人口的加速

根据人口年龄结构中老年系数指标可知, 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 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达到7%即为人口老龄化。2010年, 天津市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8.52%, 1990年为8.33%, 说明天津市是我国较早进入人口老年化的地区之一, 且老龄化的速度明显加快。人口老龄化加速一方面是由于实行计划生育以来长期的低生育水平,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天津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同样遭遇的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这批人规模巨大后代却相对较少, 因而随着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人口开始步入老年阶段, 人口结构会迅速老化[4]。

针对天津市人口老龄化尤其是户籍人口老龄化加速, 首先, 要在宏观上改变经济发展模式, 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同时, 辅之以高效的人力资本投资, 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其次, 也要在微观上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 即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扩大社保覆盖面, 尤其是老年保障制度;同时, 提倡家庭供养与发展社区服务。最后, 与其他人口政策相贯通, 即一方面通过人口流动减弱年龄结构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则是要调整计划生育政策, 放宽二胎生育政策以期优化劳动力年龄结构, 为经济发展增添活力。

当然, 除了上述问题, 天津市要想在21世纪取得区域经济长足发展, 还需要足够重视人口素质问题、新增劳动力就业问题、出生性别比问题及文化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这些都与人口改革与发展息息相关, 成为制约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因素。

参考文献

[1]天津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改革开放30年与天津人口发展.http://www.tjrkjs.gov.cn/ArticleView.aspx?id=975.

[2]余兴厚.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人口理论探索[J].生态经济, 2002, (11) .

[3]吴宏洛.影响中国人口政策走向的几个关键性问题[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1) .

人口状况 第11篇

城镇化过程是人地关系调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由农民逐渐市民化，土地则由农用地变更为城镇建设用地。因此，城镇化包括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为全面认识我国的城镇化状况，本文结合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土地（城镇建成区；规划区建设用地）等数据，比较分析城镇化状况。

一、我国及其四大经济区域人口城镇化状况统计

人口城镇化可以分别从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口径进行统计。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标准划分我国包含东部（含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中部（含河南、江西、山西、湖南、湖北和安徽）、东北（含黑龙江、吉林和辽宁）和西部（陕西、宁夏、青海、甘肃、新疆、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广西和内蒙古）四大经济区域。全国及其四大经济区域2006-2012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的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为更直观体现人口城镇化率的状况，将表1中的平均值做图，如图1所示。

由表1和图1可知，2006-2012年， 全国及其四大经济区域中，1）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均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且这二者的差值逐年扩大；2）与全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平均值（47.79%）相比，东部地区（62.52%）和东北地区（56.4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部地区（42.53%）和西部地区（39.42%）则低于全国平均值；3）与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平均值（33.59%）相比，东部地区（49.71%）、东北地区（48.03%）更高，西部地区（27.81%）和中部地区（27.24%）则更低；4）平均来看，全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14.66%，四大经济区域中二者的差异由高到低依次是中部地区（15.97%）、东部地区（12.92%）、西部地区（11.96%）和东北部地区（8.56%）。

二、我国及其四大经济区域土地城镇化状况统计

土地城镇化可以分别从建成区土地面积和规划区土地面积的口径进行统计。全国及其四大经济区域2006-2012年建成区土地城镇化率（各省区市城镇建成区土地面积占各省区市行政区面积的比重）和规划区土地城镇化率（各省区市规划期建设用地面积占各省区市行政区面积的比重）的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为更直观体现土地城镇化率的状况，将表2中的平均值做图，如图2所示。

由表2和图2可知，2006-2012年， 全国及其四大经济区域中，①规划区土地城镇化率均高于建成区土地城镇化率；②与全国的建成区城镇化率平均值和规划区城镇化率平均值（0.91%/3.62%）相比，东部地区（4.04%/12.33%）、中部地区（2.07%/8.59%）和东北地区（1.07%/5.2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西部地区（0.29%/1.53%）则低于全国平均值；③平均来看，全国的规划区土地城镇化率高于建成区土地城镇化率2.71%，四大经济区域中二者的差异由高到低依次是东部地区（8.30%）、中部地区（6.52%）、东北部地区（4.19%）和西部地区（1.24%）。

人口状况 第12篇

关键词：兵团,人口分布,城镇建设

引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地处西北边疆, 其地理区域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互交融, 它在巩固国防、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促进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兵团体制的特殊性, 兵团的迁移人口状况、流动人口状况既有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普遍性特点, 也有着自己的一定的特殊性, 这就导致了兵团内部人口分布不均等现实问题, 不利于兵团进一步发展。因此本文在分析兵团人口分布现状的基础之上, 利用具体数据分析和定量定性分析等方法, 为兵团人口合理分布提出建议。

一、兵团人口与小城镇建设现状分析

(一) 兵团人口分布状况及特点

兵团从1954年成立初期17.5万人发展到2003年底254.22万人, 五十年间人口总数增加了25倍。其人口分布特点为:

1. 南北疆人口分布不平衡, 呈现北多南少的状况。

兵团人口的3/4左右分布在北疆。北疆9个师及兵团直属单位人口总数176.12万, 占兵团总人口的69.3%, 占北疆人口的18.36%。地处南疆的农一师、农二师、农三师、农十四师4个师, 人口总数69.76万, 占兵团总人口的27.4%, 仅占南疆人口的8%。兵团在南疆过低的人口比例, 既不利于南疆兵团团场小城镇建设, 更不利于发挥维护社会稳定、威慑“三股势力”的重要作用。

2. 区域间人口分布不平衡。

人口密度最大的是天山北坡经济带, 聚居了兵团人口总数的50%。其中石河子市城镇居住人日为29.89万人, 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78.4人, 是兵团平均人口密度 (每平方公里36人) 的2.18倍。而兵团58个边境团场人口仅43.24万人, 占兵团总人口的17.1%, 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0.06人。兵团人口区域分布的不平衡, 不利于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及屯垦戍边职能的发挥。

3. 团场小城镇人口分布不平衡且差异性很大。

174个团场小城镇镇区人口约68.42万, 占团场总人口180万的38%。镇区人口在10 000人以上的有14个, 5 000~10 000人的有34个, 2 000~5 000人的有67个, 2 000人以下的有59个, 镇区平均人口3 932人。团场镇区人口密度相差很大, 多则上万, 少则不足千人。如农六师的芳草湖农场镇区人口达2.2万, 石河子总场近1.5万人, 然而十三师的红星共场镇区人口仅648人, 柳树泉农场只有840人。辖区人口在30 000~40 000的有5个团场, 20 000~3 0000之间的有8个团场, 1 000~2 000之间的有57个团场, 5 000~1 000之间的有56个团场, 1 000~5 000的有42个团场, 还有4个团场人口不足1 000人。58个边境团场总人口43.24万, 平均每个团场7 455人。2010年底, 兵团各类从业人员97.55万人, 其中第一产业从业人员49.32万人, 占50.6%, 第二产业19.29万人, 占19.8%, 第三产业28.94万人, 占29.7%, 反映出兵团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比较慢。

(二) 兵团团场小城镇建设状况及特点

1. 兵团团场小城镇布局是屯垦戍边特殊历史使命的需要。

兵团团场的布局主要是按照屯垦戍边的需要设置的。其对外职能是抵御国外敌对势力对中国边境地区的威胁, 对内职能是开发边疆、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民族团结, 防止和打击“三股势力”的破坏活动。特别是对于驻守边境线和处于重要地理位置上的团场小城镇来说, 其政治、军事职能就更为明显。

2.38个重点团场小城镇发挥着示范带头作用。为加快兵团团场小城镇建设, 提高城镇化水平, 兵团以现有垦区为依托, 优先在交通沿线、边境口岸、城市周围和基础条件好的团场建成了38个重点小城镇, 规划总人口65.07万, 平均每个小城镇人口1.71万。这些重点小城镇人口、经济规模增长较快, 将逐步成为垦区社会、经济和文化中心, 对全兵团垦区经济的发展起着示范带头作用。

3. 团场小城镇总体上规模偏小。

由于受自然环境、交通条件、历史因素等的限制, 团场小城镇在总体上规模偏小, 达不到国家小城镇规模标准。174个团场小城镇中建制镇为北泉镇, 重点小城镇38个, 一般小城镇135个。镇区面积在5平方公里以上的仅有10个, 2平方公里的达90个, 镇区平均面积2平方公里, 低于全国镇区平均面积为5平方公里的标准;团场小城镇场部人口平均只有4万人左右, 远远低于全国小城镇镇区1万人的规模。

4. 团场小城镇发展不平衡。

兵团174个团场小城镇也相应呈现出北多南少的格局。有120个分布于北疆, 占团场小城镇总数的69%, 而与北疆面积大致相等的南疆, 团场小城镇只有54个, 占31%。团场小城镇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虽然目前有所改善, 但通过对174个团场小城镇经济、人口、基本建设等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结果分析, 目前, 建设处于较为落后阶段的有112个, 占团场小城镇总数的64.3%;处于起步阶段的有60个, 占34.3%;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有两个, 占1.4%。兵团的城镇化水平为35%, 低于全国39%和新疆36%的城镇化水平。

二、兵团小城镇发展与人口分布存在的主要问题

1.团场小城镇布局与新形势下发挥稳疆兴疆、守边固边职能不相适应。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 特别是反对“三股势力”斗争的凸显, 20世纪60年代形成的兵团团场布局已不适应新的形势发展。主要表现是南疆的团场及人口太少, 比重太低, 呈现出“南轻北重”的状况。需要在南疆增加一些团场, 相应增加团场的人口数量, 改变南疆团场小城镇人口比重太低的状况。

2.兵团团场小城镇规模小、分布散。作为兵团屯垦戍边基础的174个团场小城镇, 分布在新疆1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 客观上造成点多、线长、面广、分散的状况。众多团场小城镇, 虽然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小城镇体系, 但规模普遍偏小、小而全、布局分散, 不仅使团场小城镇之间相互影响带动功能较弱, 而且加大了建设难度, 造成重复建设和社会资源的浪费。

3.团场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影响人口和企业向小城镇集中, 兵团除少数腹心团场、城郊团场外, 边境团场、沙漠边缘团场和多数南疆团场自然环境恶劣, 水利、交通、通讯、电力、教育、卫生、文化、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 城镇功能难以发挥。影响了人口向小城镇集中, 也不利于吸引各类企业向小城镇集中。

三、对策和建议

兵团一定的人口规模, 特别是数量足够、相对稳定、素质较高、适应守边固边需要的职工队伍是履行屯垦戍边历史使命的组织保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有效地调整兵团的人口分布, 提高人口素质, 增加人口密度, 更好地履行屯垦戍边职能。

1.做好兵团小城镇的规划和布局。依托石河子市以及新建的五家渠、阿拉尔、图木舒克三市, 将辖区内团场按照产业和人口的合理布局, 发展一批卫星建制镇;依托铁路、公路主干线, 将交通沿线的腹心团场发展成为一批商业贸易型、旅游开发型小城镇;依托兵团农业优势和特色经济, 在重点团场发展一批产业主导型小城镇;依托边境口岸在边境团场发展边贸服务型小城镇。

2.积极培育团场小城镇的经济基础。以团场小城镇为载体, 积极发展二、三产业为主的非公有制经济。根据团场小城镇的交通、产业和农副产品的集散优势, 积极发展各类综合或专业性批发市场, 形成规模。放开搞活团办企业, 加速资产重组和产业升级。鼓励大中城市的工商企业到团场小城镇开展产品批发、连锁经营、物流配送、农副产品批发等经营活动。依托团场农业产业优势, 发展特色经济, 着力培育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

3.建立和完善小城镇投融资体系。按照党和国家的原则, 逐步建立市场融资为主, 国家扶持为辅, 企业和个人积极参与, 利用外资等多渠道、多层次、多元化的小城镇建设投融资机制。兵、师、团三级都要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 认真落实国家有关小城镇建设资金扶持政策, 采取各种措施, 拓宽融资渠道。一要运用市场经济手段, 盘活土地资源, 对闲置土地的使用权采取拍卖、出让、租赁、综合开发等办法, 积累资金, 滚动发展, 带动团场小城镇基础建设。